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国力日盛，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东方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使秦国的野心愈发膨胀，公元前325年，秦国秦惠文王称王。此时只要有实力的国家，都在这时期先后称王，这说明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其在各诸侯国间已经彻底丧失了威信。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在动用武力压制了楚国后，自称是西方大帝（西帝）。其实他的这一举动不过是为了将东方的强国齐国拉到一条船上，所以他在称帝的同时，还派人去齐国请齐王田地为东方大帝（东帝）。这足以说明此时的秦国，已经彻底不将周王室放到眼里。
齐王认为秦国此举是对齐国同等地位的认可，所以他欣然接受了秦王的提议，将整个天下一分为二，但是齐国这样做无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困境中。因为国王的地位已经够高了，改称帝号不但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利益，还会给其他国家不必要的刺激。最终齐国国王称帝变成了一个闹剧，仅仅两天后，帝号就被取消了。但秦国却依然能够面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压力，其只需要齐国在东方给予些微的配合，就有一统天下的实力。
从表面来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秦国最终一统天下，是商鞅或者秦孝公蓄意制定的任何长期战略性计划或谋略的结果，但是从秦孝公开始，秦国似乎已经在酝酿一场颠覆六国的计划。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对外战争总是起起落落，只要秦国打击一个国家，各国合纵的策略就会将秦国打回原形。东方六国似乎都有这种默契，它们从来没有想要灭亡秦国。
秦国的地理位置有着天然的优势，只要突破了函谷关，它就可以驰骋中原，觊觎社稷神器，即使没有进取之心，也可以凭借其四面环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处于不败之地。当然，要图取天下，还需要进一步占据陇西、汉中以及蜀中三地，前面两地可以保证后方的稳固，获取精悍的兵源，后面的蜀中则可以保证战略供给，进而可以从南北两路进取中原。
所以公元前316年，秦国才会从楚国手中，花费巨大的代价将蜀（今四川成都平原地区）的领土握在自己手中，紧接着巴国（今重庆附近地区）的领土也被秦军占领。可以看出，秦国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不仅实现了秦国的战略意图，也削弱了楚国的国力，楚国在秦国的打击下日益衰落。
为了能够一统天下，秦国的连横外交活动接连不断。事实证明，连横、远交近攻等措施获取的胜利为秦国军队作战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秦军在沙场征战的过程中，一路所向披靡。而具体实现秦国由内部的政治改革到外部的外交强化之人，就是可称战国名将之首的白起。
魏、韩、楚、齐等国都不屑一顾的边陲小国，在白起指挥下的南征北战中将杀气一点点弥散开来。东方列国对秦国的势力逐渐感到不安，时刻感受着利剑在头的威胁。
为了对抗秦国的铁骑，各诸侯国也加紧了军队的训练。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名将，在这些名将的指挥参与下，许多着名战役名流史册。看《史记》中的记载，战国末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许多大规模的征战。就在公元前364至前234年的130余年间，秦国参与或者主导了至少15次大的战役，单单秦军给其作战的军队造成的伤亡总数就多达150万人左右。秦国主导的15次战争中有14次其都给对方造成了至少2万人的伤亡，这其中10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有4次。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秦国对赵国的长平之役，仅仅在5个多月的时间内，赵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就高达5万人。战争的结局是白起出奇兵，战胜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奢，赵军40万军队投降，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赵军最终得以归故乡的人，只有区区240人。
当然，有些学者对以上数字并不信任，原因是：
第一，他们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史记》给出的，只有其他六国的伤亡数，却没有付出巨大伤亡的秦国的数据。
第二，《史记》只是简单地介绍了15次比较着名的战役，从战国的“战”字中，就应该知晓，赵国末期步入了争夺天下的关键时刻，各个诸侯国之间肯定是摩擦不断。如果将那些不知名的战斗也载入史册，则意味着秦国及其他诸侯国同样要遭受的伤亡数，包括被俘、受伤以及被杀的人，一定远远高于现在历史所见到的。
第三，体现在用词上，当时所用的标准字眼为“斩”（此字的用法可追溯到商鞅时代），长平之战为“坑”，前者是指在战斗中杀人，后者则是指没有道义的、活埋的形式杀人。可想而知，还有更多的杀人方式所产生的死亡数据是没有计在案的。
第四，则是很多学者将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战争和近代或现代战争相比。如发生在1812年的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役，在6个月的时间内，损失了30万人马。乍一看，这与5个或6个月的长平之役相比大体相似（包括最后的坑杀），因为当时的法国（其实不仅包括法国，更多的是囊括了法国占领的广大的欧洲地区）的人口，要远比战国时期的秦国或者赵国的人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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