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禁军不断在东京城里破门搜捕，赵佶转过来，吩咐道：“今日看了一场好戏，诸卿与吾一道畅饮。”梁师成将早就准备好的各色美食美酒端上来，与诸位臣子们共饮。一众管军武臣自是没什么说得，好不容易入宫一趟，皇帝老儿管饭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一众政事堂宰相们可就不这么想了，他们有些食不知味了，官家重用皇城司，对于文官集团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皇城司做大后，就相当于直接限制了文官集团的权力。而且皇帝就有了翻桌子的实力，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一旦以后皇帝要处置大臣，并不经过台谏、三法司，直接用皇城司逮治，这还得了。
诸位臣子们默默的吃着，赵佶突然说道：“诸位，由此观之，皇城司还是有用的，日后刺探情报，纠察不法。皇城司要多出力。”
一众宰相们面色凝重，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都知道，历代的官家都信任皇城司，原因无他，因为皇城司的实际主事者，必须是宦官，宦官永远是帝王最相信的人。一般都是由入内内侍省的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等高级宦官兼领。勾当皇城司公事虽然品级不高，但都是皇帝近侍，与皇帝关系极为密切，甚至能影响文武高官的任命。
主要是皇城司是全然独立于三法司体系之外的，它可以自己侦查、逮捕、定罪乃至于处决，根本不经由刑部、大理寺和台谏，这才是让文官们最害怕的一点，这些太监们只听从皇帝的命令，可不会管什么士大夫的体面，若是进了乌台，还有体面可存，要是进了皇城司狱，可就麻烦了。
作为台谏长官，苏辙必须出来说话了，苏辙说道：“官家，皇城司非国家法司，逮治不法，非其职分也！且累朝以来，皇城司所治冤案，岂一两件？仁宗时，时任勾当皇城司的王遵度收到一则称商人张化为契丹间谍的情报，便立即组织人手将其抓捕，并且在本衙内进行审讯，还牵连了很多人。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犯人的审讯理应由大理寺完成，案卷需交由刑部复核，这一过程还要受到御史台的监督。而在张化一案中，全然没有其他司法机构什么事，甚至连公文也由皇城司的属官一手操办。好在这桩案子因为闹得太大，惊动了仁宗，下令命御史李紘复审，张化等人的冤屈最终被洗清。但是，闹出如此冤案的王遵度，最后受到的处罚不过是降为曹州都监。”
苏辙接着说道：“国家法度，荡然无存，以皇城司治狱，非仁君圣主之所为也！”
赵佶不悦的说道：“以卿之言，若朕用皇城司，就是桀纣之君了？”
苏辙说道：“官家一心以仁宗为标杆，仁宗之时，可曾重用皇城司？既然仁宗都不用皇城司，官家用了，岂非有违仁宗之意。”
赵佶有些无奈，苏辙这就有点扯了，仁宗不用的皇城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庆历宫变，庆历八年，在这一年的闰正月辛酉，崇政殿的四位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发动宫变，劫杀军校，抢夺兵器，直逼其寝宫。
此日夜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休息。夜半时分，听到此宫变，仁宗皇帝想出去。曹皇后一把抱住宋仁宗，紧闭宫门，并派人叫都知王守忠等人领兵护驾。不久，四位贼人杀到福宁殿，斩杀宦官宫女，惨叫之声直达仁宗耳边。此时宦官何承用恐仁宗担惊受怕，便谎称“这是宫人在惩罚犯错的宫女。”曹皇后一声呵斥，“贼人在外残杀宫人，皇上本想外出，你还敢如此妄言”。曹皇后不愧为宋朝开国大将曹斌之后，大将之风，临危不乱，她知道贼人攻打不成，必定会放火烧宫。
曹皇后命人打水储藏，以备不时之需，后果然火烧宫殿，宫人以水灭之。宫人这才佩服皇后的才智卓识，拍手称赞。曹皇后还将宫人前额头发剪掉，对他们说“贼人动乱平定之后，你们凭借头发来领功受赏”。所以宫人拼死奋战，不遗余力。颜秀、郭逵、孙利三人被杀，王胜从北楼逃走，一日之后被捕杀，但是其主谋无人知晓。
当时任枢密使的夏竦对仁宗皇帝讲，“此事应该让御史和京中宦官一同审理此事，不要滋生蔓延，让人不安”。参知政事却说，“宿卫变乱，事关社稷安危，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请将此事交于外台严加调查办理”。最后，宋仁宗听从了夏竦之语。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内侍杨景宗、刘永年等五人，降职外迁;在夏竦的庇护之下，杨怀敏仍居旧职。本来开始有诏宽宥杨景宗等人的罪行，御史中丞鱼周询、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御史何郯等说，殿廷设立的宿卫兵士，本来就是为了主上。现在的卫士所作所为凶悖异常，意不可测，后来捕获贼馀党。本来传旨不得杀死，竟然不听从，这原是领管此事的臣僚害怕捕获之后，会损害“他人”的感情，所以允许众人将其殴打致死，这就是杀人灭口。情状如此，理无可恕。
这事的蹊跷之处就在此，这四个亲从官到底因何缘故作乱，至今不得而知。当时有人传言是贝州王则的部属作乱。宫变的主谋是制造贝州兵变的王则的手下，为了替“王则”报仇。（王则此时并未处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王则手下，必当远在宫外，又怎么会如此熟悉皇宫的位置，兵力部署;崇政殿的这几位侍从官为了什么一定要替王则等人卖命？无论怎样，此事之后，他们肯定会被审查，难脱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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