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有限制、有规矩，不敢无法无天地压榨和剥削矿工，按照法令逐渐改善矿工包括刑徒在内的待遇和生活。
摆明矿工的最低生活条件、薪饷条件、生老病死的基础保障。
对矿主经营每年进行审查、核实并分级，级别好的可以有税收减免、新矿开采优先权等，级别不好的要罚，甚至歇业整顿。
迫使矿主们让出利益来减轻工人阶层的不满，而不是随他们心意地将这不满通过闹事、造反来转嫁或发泄。
朝廷付出的是文书、法令、治理，出钱让利的却不是国库而是矿主阶层。”
“妙啊！如此，朝廷只需管住矿主、矿监、工头，矿乱自然可以消弭？”
“非也！”李丹笑着摆手：“治理要全面，既然是立法治理采矿行业乱象，自然也要对矿工、刑徒的行为有所约束，不能只偏一面。
为政者，要在公平！
纵观历史，任何成功的变革和举措，背后必有两件支柱支撑，缺一不可。”
“哦？”赵重弼身体前倾，问：“哪两件？”
“法律和监察。”
“法律、监察……。”赵重弼嘴里反复默念这八个字，微微点头。
“相关法律是执行的依据，无法可依既让执行者不知所措、无据无凭，同时也给了不法者钻空子的机会。
监察办法则说明执行者的责任、执行结果由谁、且如何进行监督，又如何奖优罚劣，甚至如何惩治不法！
像委任矿监这种事情，就是没有法律，派了群内监下来，以为皇家奴才必定好用，不料适得其反的典型。
而地方上抵触是一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和监督权限，最后导致情况失控，是个很大的教训！”
赵重弼苦笑，用手指点他：“我说李三郎你可胆子够大，就这样直指圣上的错失。你就不怕传出去皇帝一怒把你流放到兰州？”
“那最好！反正我未来岳丈也是被充军到彼，正好可以去照顾他！”
“你，唉，我怎么把这个忘记了。”赵重弼已经听李丹提起过陈家的事，见他那副无所谓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听说圣上比学生大四、五岁，所以我相信陛下若听见了，一定不会像那些老夫子似的只知道之乎者也地用圣训骂人，他应该听得出、也看得到学生这话里的可取之处。”
李丹笑道：“即便要派内监，使地方上有法律，文官有监督权，则朝廷反对声音会小许多。如此，相信事情也不至于到眼前的田地。”
赵重弼可不想再和他议论皇帝过失了，赶紧引回话题：“说实话，颇有些人是赞同要对矿徒以剿为主的。你知道这些矿山年年闹事，令地方不胜其烦呐！”
“但是这些建议剿的大人们，不知他们可清楚为何会‘年年闹事’呢？”李丹摊开手：“学以致知，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知了，还是自以为知？
这两种情形是不同的。丹与矿徒出身的降卒吃睡在一起，我的亲兵中就有原来的矿工，所以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故事。
据我所知，不少人其实是受人鼓动和裹胁的，真正想杀官、造反者仅寥寥数人而已。那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使百千之众被召唤而起呢？
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现状有不满，因不满而心慌、恐惧，继而希望随众求安。
当他们的不满被唤醒，那少数人便有了利用其随众之心的可能。大人可认为我说得对？”
“嗯，的确如此！”赵重弼点头。
李丹又把自己从刘社、铁小安、石三碾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告诉他矿监和工头从中的克扣、欺骗，如何挑唆工人间械斗，如何把污水泼到那些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太监和税官头上等等。
听得赵重弼不断叹息、眉头越皱越紧。“若不是听你说，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
他痛心疾首，尤其想到皇帝登基之后急于改变财政现状，因此派遣内监下来监督矿务，却不想改革财务的举措，反成众多宦官和地方勾结、趁机揩油的“机会”。
赵重弼摇首不已！“陛下可不是为了养肥这些人才派他们来做矿监的。”他说。
“这个自然，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诸侯百里之国，而今天子脚下幅员万里，如何不惕惕然呢？圣意虽好，却需徐徐布局，万万急不得。
任何政策的执行若仅凭一文圣旨，就想让下面办事的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那怕是办不到的。
所以立法时还应为执行这法律的官吏们同时树规矩，法律如何执行、执行者的责任与奖励、罚则，都必不可少。”
“所以我说剿和抚要两手一起抓，剿是工具，抚是方法。矿工多数是习惯山里闭塞生活的，只要条件能过得下去，一般不会作乱。”
“但是如果你这样提了，那些夫子们会指着矿徒们说：此等贱民刁钻狠厉，不剿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人心。这又作何解？”
赵重弼似乎是故意要与李丹作对，他却向后舒服地靠在椅背的软垫上，带着挑战意味地微笑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轻点，似乎在等着看这少年恼怒，或者闹什么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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