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李丹又取下望远镜的镜片，让给他们看把东西放大的效果。
“三位叔伯不必担心，只要清剿了湖匪，地方安靖，咱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赚的钱也有很多。方才这几样，不过是些引子而已。”李丹笑嘻嘻地。
但是那三位已经兴奋得满面红光，眼里都是小星星了。“这些……，三郎可有给别人看过？”徐贤小心地问。
“没有！”李丹头摇得拨浪鼓一般：“实话实说，此番回来侄儿多得贵府的支持和赞助，所以便有了另眼相看之意。早前小侄住在李府颇受拘束，两家来往得少，直至这次才有机会与三位叔伯亲近。侄儿已经立意，今后要立足本县、依托饶州府，将生意做到江南西路全境甚至更远！但侄儿长于军、政，不方便出面，不擅长生意运作，也缺乏这方面人脉，故而这方面需要多多借助叔伯们的智慧。尺有所短嘛，没办法！这专门的事，还要专门的人来做才对。您三位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三人鸡啄米般点头，连声应答。
实际上李丹自从由“城南十八虎”手中夺回城北控制权，并对西市进行保护那时开始，便一直在观察这个时代的商贸，以及商、政关系。
他发现了些有趣的、与前世同期有所不同的现象。
在他对前世所留知识的印象里，商人不事生产而坐拥物利，是在农业社会里很受鄙视的阶层，故而士大夫挤兑起商贾来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明朝建国后甚至不许商人穿丝绸绫罗就是证据。但这世却有很大不同！
唐后，五代十国的纷乱和割据导致地区发展不均衡，使商品流通长期处于被阻断状态。所谓商贸活动，也只能限定在一个个割据政权下勉强维持。
前宋（北宋）夺取后周政权及发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都有大量商人站在军人的背后，更有赵普这样与巨商富贾关系密切的士人出谋划策、筹措资金和粮秣。
为尽快恢复民心士气，树立大一统王朝的威信，前宋对商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加上思想禁锢减少，技术得到发展、进步，使得内陆、海上商贸都有长足的进步。
这种情况并未由于鞑靼的入侵而中断，反而在江南纳入统一帝国疆域后又有了新的变化。
原本被打断的中、西方陆路往来重新被打开，延续着自盛唐以来的丝绸之路盛景。
但这些在前朝末年由于帝国诸藩的相互对立、征伐，以及中原爆发的反抗给打断了，虽然海贸多少还有延续，陆路贸易却急剧萎缩。
前世同期时间里，朱明在大乱后虽然形式上完成了驱逐鞑靼的任务，但实际统一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明宣宗末年才渐渐停顿。
后果就是明朝对外政策的关注点就是鞑靼，为此集中了全国力量对付，却收缩了包括辽西、奴儿干、东南沿海等方向的几乎所有拓殖。
军事与政治的止步导致了商贸萎缩，这种情况直到郑和出海才重新缓解，但缺位的市场已经被来自中东、欧洲的舰船填补。
后来的防倭禁海令，则使得朱明彻底失去了海上的优势和市场地位，海贸的下滑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本朝的赵氏皇室以前宋后裔自居，当然也尽可能地沿袭前宋的国策。
比如优待读书人、重视通过科举取士；比如重视商贸活动，提供宽松的氛围和条件；
还有对新技术发明与推广、书籍和文章刊印的鼓励等等，使得本朝的商贸活跃程度在建国后越来越繁盛。
商人的子嗣可以通过科考、地方官的辟用成为官或吏，来实现或表达这个阶层的意见、思想、抱负等等。
“儒士”、“乡绅”这两个阶层与“商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数乡绅、官宦子弟（尤其是庶支）投身商贸事业。
大批商贾的子弟在充足资金的支持下读书、科举，走进了官或吏的队伍，当然也有仍操持农桑、以租佃为生者。
往往一家之中既有乡绅、儒士，也有商贾，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并且相互作用、帮助。像徐家这样的商贾世家反倒不多见了，多的是本县吴家、萧家那样的情况。
自己要走科举的道路，那么就要在商贾中寻找愿意做自己的代理人、或者买办那样的角色，这是李丹在万年突然想到的。
他与王金堂、王金生相约，就是以他俩开始，想在万年设立自己代理人的尝试。
从城门外的迎接开始，李丹就觉得徐同一直在有意地接近自己，并尽可能提供帮助与支持。他觉得对方是看到自己手中有武装，因此有借重之心。
而他的这种心思与李丹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既然大家都有意，为什么不把话挑明，以便今后更好地合作呢？
李丹就是想在这席面上看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现在愿意配合的态度对方已经摆明了。
“贤侄，实不相瞒，我们之所以配合你其实是有私心的。”徐同开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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