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凝视着躺在抽屉底部的学生名单，实际上她只是盯着凯斯科的名字。现在，这名字如此突出，在名单上一望而知：除了男生的名字旁特有的星号，凯斯科的名字旁另有一个红笔勾出的五角星——一自然是出自高毅之手。这样装饰着两颗星的名字在名单上只有一个，甚至在高毅数年的教学生涯中也是唯一的。名单上的凯科斯与他所在的集体拉开距离，脱颖而出。高毅亦可无视他人的反应，与那名字做公开而单独的交流。
现在终于可以肯定地指出：他不是在读书或看学习材料，如此专注而呆板的神情只是在阅读凯科斯的名字。他一读就是两小时，与管理或业务学习的时间相当。难以说清的是，他的麻木状态是被非人性的学习制度折磨所致还是由于单相思。二者的实质相去甚远，但在高毅的反应中已合二为一了：生硬敏感，与环境格格不人，内心却激情似火。
高毅越来越珍惜每周两次的学习时间了。她珍惜每一次来学校上课的机会。除此之外她并无理由呆在学校里。早到和迟走都是不可想象的——她本人倒是愿意这么做，但在同事看来一定是奇怪极了。高毅懊悔以前做得太极端，以至放弃了某些基本的权利和方便。她不可以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留在学校里，逛逛校园或去别的教研室串门。不可轻易地去学校食堂吃饭、去操场打球、去教学楼看看学生的晚自习。当然他更无可能去学生宿舍，尤其是抵达男生宿舍的道路在她的脚下简直不亚于登天。倘若她真的不顾一切地去了，必定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会认为她得了神经病或是地震的先兆。这样说并不过分。
高毅多么嫉妒他的那些幸福的同事，以校为家，在教学工作之余，吃喝拉撒玩乐爱恨全在校园这方寸之地。她多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为时已晚。她必须保持住自己既有的形象和风格，千万不可叫人看出丝毫蛛丝马迹。表面上她比以前更坚定和果断了，甚至不再使用教学楼内的厕所，哪怕小解。如此一来活动范围越发狭小，可供利用和带来机会的因素更加有限，严格地说几乎没有。除了祈祷命运她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
期末时高毅决定对学生进行口试。这在经研（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这门课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好在此专业的老师只有高毅一人，她可以自行其是。如此标新立异的做法倒也符合她貌似孤僻古怪的性格，同事们见惯不惊。高毅解释说：这是图省事，如果笔试的话还得出试题、批试卷，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口试不仅方便，而且可根据学生平时表现对其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她振振有词、言而在理。事实上不难看出她的计算有误。口试必须每个学生分别过堂，按一人五分钟计，七十名学生就是三百五十分钟，约六个小时。在六小时之内不间断地与学生交谈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会有人猜到她的心思，人们只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执意进行教学方式改革的人。
谁又能想到她如此大动干戈，仅仅是为了一个男学生？为了能顺理成章地见他一面，并行进五六分钟的单独交谈。在那种情况下（口试）不交谈都是不可能的，谈话是口试的必要条件。她将别无选择地与他说话，他也一样，他们将被迫面面相觑。她只是为见他一面安排了这次口试，自然在不知道的前提下他不会因此而感动。将来的某一天她或许会对他谈起所有的这些苦心，而此刻高毅只是感动了自己。所有的人都浑然无觉，她欺骗和利用了他们。高毅想象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道德错误（欺骗和利用群众），然而这都是为了凯斯科。这样想，她的情绪就更加激越和澎湃了。
为了她甘愿做一个坏人，和家庭决裂、抛夫别子、与朋友反目，甚至利用群众……他是下午走进高毅的办公室的。当时天气阴沉，光线很暗（没有开灯），有四五个学生围着她磨蹭，想把成绩从良好提高到优秀。门外的走廊上另有一批学生，大声地喧哗着，随时等待她的召见。他既不属于外面一伙也不属于里面的，夹着书包溜进办公室（在点到名字之后）。他没有加入那些围绕着她的学生，而是来到一张空着的办公桌前，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凯科斯耐心地等待着纠缠老师的学生离去，后者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他优美的阅读背影，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这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想让那些争取提高成绩的学生尽快离去，以便他们早点开始。
终于，他们（纠缠他的学生）在愿望得到部分满足后离开了，他来到她的桌前，在椅子上坐下。办公室的门被带上，整个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除了高毅的办公桌外另有五张办公桌空着。他选择了一个既不是政治学习也不是业务学习的下午，并与教研组长打过了招呼，办公室将归她使用到天黑，不会有任何同事进来打扰。这是空间情况。时间，仅有五分钟，高毅心中有数，也许可以适当延长，那也不得超过十分钟。十分种是极限，极限一过就会引起怀疑。她公事公办地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声音刻板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对方一一作答。他注意到她的紧张，那也是老师面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时难得的紧张，况且，这是在考试。他并没有紧张得过分，以至于失态。总的说来她的紧张不过是对他紧张的反应，是他不能让她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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