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汉冶萍共大赚特赚共盈利了2400亿金法郎。然而根据条约规定：“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联邦各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因此所有属于钢铁厂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禅达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黎星刻等老一辈不明白吗？当然明白，但当时不熟悉这些的军人们根本无力经营，只能为此不惜引狼入室，挟洋自重。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布列塔尼亚或者EU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
而在联邦呢？联邦的中央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联邦的货币尚未统一，联邦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联邦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可是无论是刘宣还是周静怡他们也对银行、工业这些东西一知半解，于是他们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这就是周静怡去布列塔尼亚的原因，求助禅达商人的始祖——雷顿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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