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一直没吭声，他时而低着头，时而又会全神贯注地盯着孙玉民看，这奇怪的行为，让孙玉民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虽然有着疑惑，可现在他却没有空隙去询问，因为老蒋也同样在盯着他看，如果稍有点不用心，后果恐怕会有点难以收拾。
“前面所说的也许都和你扯不上关系，可刘文智这个人，你该不陌生吧，说说吧，他去找你是做什么？你又为什么因他，杀了军统几十号人？”
“刘文智我当然认识，跟随我近十年的好兄弟，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他找我是因为许久不见我，又成了婚，特意过来看我，顺带着给我送了些钱和东西。”孙玉民说起刘文智的时候，脸上神釆飞扬，就好似在炫耀一样，他指着茶几上的熊皮说道：“这张黑熊皮，也是他上次带给我的。您问我为什么因为他，而杀了几十名军统兄弟，这我要正正式式向您解释一下，首先，我确实派人去接他们夫妻二人，但是绝不是因为知道有人要对他图谋不轨，而是因为他们此行过来，要经过敌占区，我不放心，才派出的人去接他们；第二，我派去的人，见到刘文智他们是时候，正是危急时刻，他们被不明身份的人围攻，带来的十几个人已经死伤了一大半，为了救他们，我派去的人才动手杀的人；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据我派去的人回报，当时自始自终都没有自报家门，也就是说没人告诉他们，围攻刘文智的人，是军统的人，他们还以为是绿林道上的呢。后来之所以知道是军统人员，是在那些人的尸体上，搜到了军统的证件，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孙玉民的巧舌如簧，把看似无法解释的事件，说得和他和他的人一点关系和责任都没有，倒是把难题抛向了不在场的戴笠和军统身上。
刺杀刘文智是老蒋亲自下的命令，但他也只是听戴笠说刘文智和新四军走得近，手上并未他通共的证据，只是抱着规避风险，宁愿错杀一百，不放过一个的想法。现在听孙玉民这样一说，他也隐隐觉得，自己当初的这道命令，是真的有点不妥，如果说刘文智要投共了，那他压根就没必要，再跑到长沙来，就算他想策反孙玉民，那也不敢如此大张旗鼓。
“委座，我不清楚为什么戴局长的人会对我的兄弟下死手，不光他一个人，还有我的后勤处长钱进，现在正被戴局长扣留，给出的理由是共党分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以前就抓过他一次，也说的他是共党，可实际上呢，是他们军统的某一个掌权之人，看上了他手中的钱财，才抓的他，幸好那次我也被抓进去了，还是陈先生斡旋才救出的，这个军统的档案上应该有记录。”
老蒋还没有说怀疑刘文智已经投共，孙玉民却先一步发动了对戴笠的反击，把当年的事情说了出来，这件事情陈布雷是经手人，他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就算戴笠在现场，也会被驳斥得哑口无言，一石二鸟之策，不仅能洗脱掉刘钱二人身上的共党嫌疑，更算是削弱了戴笠这些针对他的这些所谓“证据”的可信性。
“彦及，玉民说得是真的吗？”老蒋果然像孙玉民预料的那般，问向了陈布雷，一时间三双眼睛都看向了他。
“是的，当年钱进确实被抓了一次，也确实是因为军统内部的某人，看上了他携带的钱财，才动的手。”
陈布雷一作证，立马就收到了效果，他的话在老蒋那里还是有点份量的。
“委座，我也相信玉民所说的，军统在雨农的掌管下，虽然替党国做了不少贡献，可是由于人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再加上权力着实过大，以至于出现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军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颇有微词。”俞济时也开口替孙玉民说话，他是老蒋的亲外甥，很少去为谁站队，今天却是破了惯例，已经连着两次出声帮助了。
“委座，钱进是不是共党，可以让戴局长的人查，我也愿意配合调查，可是刘文智，谁要说他是共党分子，我一百个不答应。”有了陈布雷和俞济时的帮腔，再加上手上还有着一张王牌，让孙玉民的底气非常的足，他对老蒋说道：“他跟随着我，为党国出生入死，几次身负重伤，现在又在帮我看着老家，如果说他可能和新四军有接触，我会相信，因为那是在敌后，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平安；但若因此就冤枉他投共，那简直就太可笑了，他若想投共，还会千里迢迢给我送钱来吗？共CD多穷啊，给我送来的钱足够供给一个主力师的一年开支，这么多的钱，干嘛不留着他们自己用？”
孙玉民很“现实”地从钱财之上解释了一番，然后又决定打出手上的这张王牌，他继续说道：“委座，我带了一样礼物送给您，其实也不能说是我送的，因为这份大礼是刘文智赚来的，本来想等到收到了这份大礼时，再来献上，但是今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惹着掖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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