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化王造反案引发的政治风波愈演愈烈，情报司，锦衣卫和东厂对于沿边诸王的走私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论虽然十分不堪，但是其他诸王弄来的钱财都是用来养猪的，这是张超跟手下幕僚的原话。所以到了最后，这些走私也就不了了之，只是在他们的走私队伍中多了一些情报司的探子。
但是诸王跟边将们的交往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那些边将只要是挨边的，就一律调到南方去，张超也不过分，他们的品级都没有降低，这样也可以避嫌，到了异地他乡，也可以重新创业嘛。
正德皇帝对于张超的处理十分满意，有理有据有节，该打击的重点打击，也没有造成危害，所以处理好了这一桩谋反大事的张超被加封为少保，而彭泽则升了一级，成为兵部左侍郎。
时间过了很快，此时已经是正德五年的秋天，本来准备要发动的对于鞑靼的进攻，因为突然爆发的安化王谋反案不得不取消，事实上这也跟张超对现状的不安有关。
自从王琼调任新成立的直隶总督以来，他就一直十分不安，他确实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是科道们重点监督的对象，也是所谓的刘瑾余孽，但这不是关键。
自从刘瑾死后，他在宫中和厂卫的党羽纷纷消失，连大名鼎鼎的西厂和内厂也被撤销。而刘瑾虽然没有罪名，但是谁都知道那是暂时之计，张超等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慢慢的把刘瑾余党给消化了，典型的如张彩王琼康海，他们已经成为了张党在中枢的重要成员。
而那些不被各方接纳的刘瑾余孽比如名声很臭的焦芳父子也可以安安稳稳的致仕回到老家。
对于刘瑾，现在朝中弹劾的奏折骂他几声已经没人关注，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瑾已经成了过去式。
现在但凡被骂刘瑾余孽的官员，也不过是朝廷党争罢了，那些正德二年到四年当官的从广义来说都算的上是刘瑾余孽，这一招的杀伤力已经不是如当初那般那么巨大了。
那么王琼担心什么？实际上就是京畿以南一直到山东河南一带层出不穷的马贼，对地方的严重『骚』扰。
众所周知，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个被称为华北平原或者黄淮海平原的广大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这片大平原供应着蓟辽宣大四镇几十万将士大部分粮草，所以张超安排王琼坐镇，就是为了保证对鞑靼战役的粮草供应。
但是等王琼上任以后，他就发现他竟然进了一个大火坑。事情要从明朝的马政说起。为了保证九边的用马需求，明朝要求北直隶老百姓充当养马户，这也是前元遗留下来的，当年蒙古人进入中原，本意是把中原大地充作牧场，后来被耶律楚材给劝住了，但是河北还是有很大一块地方变成了牧场。
所以明朝继承了蒙古的旧政，就在这些地方养马。随着立国日久，人口增加，这些当年的牧场就减少了很多，但是边疆对马匹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于是官府就想出了化整为零的好办法，把官府的马匹配给养马户。
这些可怜的马户为了养好马，可不容易，很容易就耽误了农业生产不说，如果养的马死了或者过的小马驹达不到要求，养马户只好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来补上亏空，所以在河北养马是一件空前的苦差事，与苏州人运粮到北方起名成为大明最艰难的差事。
到了弘治十年以后，虽然济州岛的马匹大量进入中原，但是河北养马户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负担更重了。
因为大量金银的流入，无形之中就加大了贫富差距，偏偏北直隶地带权贵众多，河南山东又有一堆王爷。钱越来越多的权贵们就想着兼并土地来保值增值，所以为了掠夺土地，权贵们有意『逼』迫养马户出卖土地，这就造成了京畿一带阶级矛盾空前激烈。
到了正德年间，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加上宣大战事不断，所以河北的养马户负担越来越重，过不下去的养马户就骑着马变成了马贼，四处劫掠，时人称为河北响马。
到了正德四年，刘瑾就派出了御史，开始扫『荡』马贼。这个御史上任之后，十分残酷，采用高压手段，按照什伍连坐法，到处抓捕盗贼。而且这位御史贪污太过，连把抓贼当做职业的齐彦名刘氏兄弟都不放过，『逼』着这些人陆续也变成了响马。
御史的这种做法只会壮大响马的势力，越来越多的养马户和过不下去的农民变成了盗贼。
刘瑾完蛋之后，张超的精力一直在中央，对于地方事务还没来得及顾及。等他反应过来，然后说服各方势力，派出王琼担任直隶总督时，已经是正德五年夏天了，此时京畿附近甚至山东河南已经是盗贼满地，可以说一颗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当王琼将他对直隶地方的观感在秋天急奏朝廷时，军机房是一片寂静。在查阅了直隶官员的上书，以及锦衣卫东厂的报告后，张超果断决定停止即将开始的对鞑靼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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