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玩意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东瀛国内盛产金银。”
接过朱允炆问题的是身旁的顾语。
“回陛下，臣当初在泉州做皇商分会会长的时候，也跟这群东瀛人打过交道，他们的国内地动频繁，有大量的露天银矿和金矿。
这群东瀛大名的手笔一向极大，当初东瀛人找过臣，希望从咱们大明的手里购买福船，用以扩大海运所用。
当时这件事臣具悉奏本交过内阁批复，同意东瀛人以一艘三十万两的价格购进福船，这群东瀛人一口气就买了整整二十艘。”
福州船厂下的福船，成本在四到五万两，卖三十万，也算是够狠了。
但朱允炆心里还是一阵别扭，早知道这时候的日本那么有钱，说什么也得卖五十万、八十万啊。
“泉州的海商里面，有东瀛人吗？”
开心之余，朱允炆突然想到这么一个严峻的问题。
“有啊。”
李清泉连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不仅泉州商会里有东瀛人，包括泉州海商几个大型的商号，都有东瀛人的股份。
这些东瀛人的手笔大方，动不动就是几船几船的银子输送，海运司的胥吏，光每次称银子的重量都要忙活好些天。”
朱允炆哪里知道，在十五到十七世纪，整个世界的白银三分之一以上都来自于日本。
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绝大部分依靠当时日本的白银输送，使得明末时期国家的现银暴涨，同时也催生了资本萌芽。
后来日本政府在十七世纪初出台政策限制白银对明流出，更是直接导致崇祯朝白银流入锐减，国家出现严峻的通货紧缩，使得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明末王朝经济体制崩溃。
而现银的进口量不足，也使得铜钱汇率发生贬值，民间出现通货膨胀。
紧缩和膨胀两个完全矛盾的经济点，竟然在崇祯朝同时发生，看似不可思议，但却恰恰一起发生了。
这个问题，其实朱允炆眼下的大明本也会发生，只不过银行的成立将这件事压制住了，这一点上，格里安奇在银行建立之前曾向朱允炆做过解释。
“大宗的贸易行为，商人都使用白银货币，而在日常生活中，百姓用到的都是铜钱交易。
铜钱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体系，并不是单纯的作为白银的辅币存在，如此一来，铜钱和白银之间就存在一个汇兑的问题。
但这个汇兑的关系并不稳定，一旦现银流入过量，对外的贸易顺差无限扩大，那么国内的铜钱就反而会增值，因为白银不值钱了，再想以一两现银汇兑一千文铜钱，本身就不会被市场所接受。
民间的小额交易才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纯粹使用高价值的白银货币来结算是不方便且不合适的。
所以，想要稳定汇率，就必须要由国家出面监控。
贸易顺差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必须由国家出面进行货币调控，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大规模印发铜票，回购市面上的现银，通过本身并不值钱但却具有信用价值的银行有价票券来替代大宗的白银货币。
总而言之，就是国家要为民间常用的铜钱货币体系进行兜底，稳住铜钱跟白银的汇兑不出现太大波动。”
这些涉及国家经济体系的知识，朱允炆听得云里雾里，但他还是觉得格里安奇似乎说的有道理，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要不然，他怎么能愿意让格里安奇这么一个洋鬼子担任中央银行的第一副行长。
建文朝有银行，崇祯朝没有啊。
所以当日本限制白银出口之后，崇祯朝那早就不堪重负的糟糕国家经济，直接炸了盘。
朱允炆突然发现，治理一个国家好像真不是他以为的那么简单，不单单是把国内内政搞好，国外的仗打好就成的。
他本来来到泉州的主要目的是清查皇商垄断的事情，但泉州的资本好像已经高度的发达，这里的经济体系完善并且无数个个体在其中受益，关系更是盘根错节。
如果他现在就直接搞一刀切，会不会重创掉这条经济大腿？
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大明经济体系中，最亟待解决的不是皇商的垄断问题，而是这么一群已经将触手伸进泉州的外国游商。
能够吸引到外资注入，本身就是资本兴起的前兆。
“派人往南京，召格里安奇来泉州。”
涉及经济领域的事，朱允炆不懂，所以他要选择用懂行的人。
不拘于国家和地域之分，能对大明有用的高精尖人才不用可惜了。
“现在泉州城里，除了东瀛人掺了一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商人？”
“天方，也就是陛下唤作阿拉伯的国家也有。”
李清泉如实回禀：“泉州海商的贸易对象有很多，做生意嘛，有钱赚就大家齐心合力，所以泉州海商的成员中，国外商人的比重也是极大的。”
一大串的泉州信息走朱允炆的耳朵进入大脑，弄得朱允炆都有些脑仁胀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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