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成被撤了职，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对张汉卿产生强烈的不满，认为他六亲不认，借机踩踏自己，便有扳倒张汉卿的心思。不过在明里，他可不敢对张汉卿有半点不敬。毕竟，张汉卿此时的威望更远非他可比。
无孔不入的关东军很快找到了他。土肥原贤二这位“中国通”很快地通过人民军军官中一位重要人物与他牵上了线。用土肥的话说是：“大日本帝国迫切需要一位在奉系内部有一定地位，能够代表奉系并奉行对日友好政策的人物来代替张氏父子目前的地位。”
张学成心领神会，一跃成为反对张汉卿的首领。他与关东军一道，制订了一个非常严密的连环计划，准备既能除掉张作霖，顺带取代张汉卿，并在奉军重要人物的扶持下亲自登台。
日本人在华经营多年，拥有的人脉和力量大得惊人。在中国，亲日的人物多如牛毛，几乎各行各业都有人为日本人服务。加之奉系在成立之初绝大多数军官都是绿林响马出身的胡子，良莠不齐在所难免。
张学成利用自己身为张作霖直属卫队旅长（在张汉卿兵出蒙古后即接替张汉卿）----后来升格成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第一副团长的身份，先后串联了一批人民军干部，主要的军官便有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石友三等一批政治上不得意之人。
石友三本应该是冯玉祥西北军“新五虎将”之一。这个人在正史上就以险鸷狡诈，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着称。他虽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年纪轻轻就做了师长，却不能忠于冯“从一而终”，先是叛冯投蒋（介石），继之投阎（锡山），接着又投张（学良）。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开展后，日本人这时正是日午中天，于是他向日军频送秋波，与日军信使往还，准备降日。为了自己的私利，他有奶便是娘，不管是与非。
好在他的降日阴谋为其部属新八路军军长高树勋所侦悉，后来用鸿门宴将石友三当场逮捕，以叛国罪将石友三活埋。
不过此时，因为他在降晋后复被人民军收编，所部也被改编为第15军45师，自己只做了上校副师长。看着与他同期的宋哲元、张维玺、张自忠、孙良诚、孙连仲个个中将级别、肩上将星闪烁，心里别提有多腻歪了。
不过他自知自己人缘不好，连能说得上话的孙连仲都不待见他----他还指望着孙连仲在总装备部给他谋一个好差使呢。失意之时，自然和张学成一拍即合----他反正是投机惯了的，有奶便是娘。与其不死不活地吊着，还不如博一把，搞不好还能挣得“开国功臣”的勋爵！
他的部队驻守在山海关，是从北京到沈阳距离最近的必经要地。
熙洽是满人，他的职位也做到了沈阳军区参谋长，作为满族人，他的骨子里还想着恢复满清的荣耀，时常以重建满人国家为要务。
是以在正史上的九﹒一八事件中，就是他，利用张作相回家的间隙代理东北军指挥权，率先进行了“不抵抗”政策，留下要求试图抵抗的东北军将士“躺着死”的“名言”。然后拥戴溥仪在东北“复辟”，成为功臣。
在地方上鼓吹分裂的德王也加入到反对张氏父子行列。这位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字希贤，内蒙古的王公，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
他是一位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曾经鼓吹过民族自决运动及自治运动。华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以蒙人治蒙为幌子，劝说王公们打起蒙古自治的旗帜。不过在奉系的控制下，此种活动只限于地下。
在官运上，他倒也亨通，他在1924年任锡林格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在1925年2月，任北京善后会议委员，及参议院议员。
人民党建国后，原先给予满蒙王公们的种种优惠待遇都被取消，所差的，只能是历史长河中还留下的一点惨淡的影响力。这使得以德王为首的所谓“蒙古自治派”不得已期望铤尔走险，他们联络了大批的旧宿，如云王、驻多伦的骑兵团团长李守信等，希望着外蒙自治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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