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太皇太后基本上是口述，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们，根据太皇太后的意思，按照书面用语进行批红，从这个时候开始，司礼监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明史》上对太监干涉有详细的记载：
“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期智巧，逢其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
在明英宗、明代宗时期，司礼监还主要根据皇帝的意思批红，但从明宪宗开始，明武宗、明世宗等几代皇帝先后怠政，内阁承包的票拟，司礼监开始在皇帝提出大概方向的基础上进行批红。
“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的地位逐步提高，相当于外朝的内阁大学士。
《内府诸司职掌》中记载：
“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先内府骑马，次升凳杌。”
由此证实了当时司礼监太监们的地位情况。
拥有批红的权力，使得司礼监足矣成为抗衡内阁、六部的内宫机构，也让一手遮天的内阁大臣们受到了打压。
但随着明朝整体局势的变化，内阁逐渐势微，司礼监势大，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首先，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守陵太监和税官太监，全部出自于司礼监。
第二，司礼监开始负责提督京营。在明朝军队中，精锐的京师三大营属于明朝的主要机动作战力量。
早在明英宗在位时期，司礼监开始提督京营事务，掌握了京营的大部分控制权。
第三就是法司独立权，在明朝统治的前期，如果皇宫里的太监犯罪，也需要由明朝三法司会审。
明朝的三法司分别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从明英宗时期开始，如果皇宫的宦官犯了罪，司礼监具备了会同三法司会审的权力。
第四个权力最重要，那就是提督东厂。
东厂是明朝赫赫有名的特务机构，由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掌管，一般也是皇帝最信任的太监之一，例如嘉靖朝的黄锦、万历朝的冯保等。
由于司礼监拥有上述一系列的权力，在明朝的官场上，称呼司礼监的公公们为“内相”，即使是内阁首辅或者开国公爵，也不得不对司礼监让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部分官员投靠了宦官集团，成为了阉党的主要外朝成员。
从最初的内宫礼仪机构，到后来权倾朝野的行政机构，司礼监逐步崛起，并且起到了钳制内阁的作用。
从司礼监的发展历史来说，与明朝的皇权变化有着息息相关的牵连，属于皇权统治之下的特殊产物。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司礼监的崛起和内阁的确立，都是明皇权统治下的产物。
大清顺治年间，顺治皇帝虽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曾经重新设立了内宫二十四衙门，但在众多贵族和朝臣的反对下，又不得不撤销了这一决定。
在清朝统治时期，虽然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等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宦官，但这些宦官都不能直接干预朝政，地位远远比不过大明时期的“内相”们。
看着朱元璋询问的眼神，朱雄英有些犹豫，作为后世之人，他当然知道内阁的威力，那可是一点也不逊于胡惟庸一派的，而且，后来，用来抵抗内阁的势力，朱雄英同样也知道。
可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朱元璋那可是说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敕令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的主。
让整个宦官群体变成了睁眼瞎，他们也就失去了参与政事的权利。
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可是明朝的太监却成为宦官权利最盛的时代。
吸取了前朝的失败原因，朱元璋对于皇权的集中不遗余力。
因为忍受不了胡惟庸这种文官的制约，想方设法将宰相一职废除。
对于这些宫里的宦官，朱元璋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对于宦官这个群体，他做了特别的限制。
“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任用，毋令过多”
这就是朱元璋对于宦官的态度，认为他们这些人只要做些打扫的工作就可以了。
当然，任何一个天子，如果都能像朱元璋一样工作，宦官们真的也就只能跑腿端茶递水了。
然而，站在权力中心的皇帝，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朱元璋一样工作能力超强。
由于宦官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中心，伴随着皇帝怠政情绪的蔓延，宦官逐渐又重新活跃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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