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镇州地区还是北明最为主要的产粮地区之一，为东丹国、渤海国提供了近六成的粮食需求。
最早以前，这片地区的贸易方式基本上是以物换物，铁制品、棉布、盐巴、粮食，都可以当做一般等价物，从当地土着手里换取各种珍贵的皮毛。
后来，随着北明势力的逐步扩展和齐国商人的深度介入，大明银元和汉洲银元便逐渐成为该地区最为主要的通用货币，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北明的经济深度融合。
东丹国深知自己国小力弱，除了能威压周边地方土着，打一打势单力薄的沙俄殖民势力，不论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渤海国，还是不断往辽东进行实边移民的秦国，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为此，东丹国上下一边紧抱齐国的大腿，一边竭力交好旁边的北明，以期获得这两个强大势力的武力护持。
齐国自不消说，将勃利城以及黑龙江下游地区从渤海国分割出来，就是为了挟制那帮桀骜不驯的“清虏叛逆”，扼住他们对外交通的关键渠道，同时也为了平衡整个外东北地区的势力分布，隐隐有监视和威胁北明后路的意味。
北明朝廷对于这个小小东丹国的存在，其实也是乐见其成。最起码，它将那个野性难驯的渤海国给隔绝在了勃利城以西，对北明倚核心地区的镇州而言，相当于建立了一道缓冲屏障，大大减轻了地方军事压力。
当然，以北明的实力，自然不会怕了那渤海国，但在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三江流域，跟一帮野人打游击，还是要花费不少功夫的，就算最后能胖揍对方一顿，那也是“投入产出比”极为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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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的商人若是在勃利城收购了大量的皮毛，返回镇州，或者前往云州，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是乘船顺黑龙江一路直下，出河口，航行至大海之上，然后沿着海岸线，绕行至镇州或云州。
二是沿着乌苏里江上朔至抚平堡，然后于此换乘驮马，沿着江边道路，辗转颠簸行至镇州。
相较于第一条线路，后者无疑要省不少路，时间上也能节约十来天。因而，绝大多数的镇州商人都会选择这条路线，而且在这条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余座移民堡寨，不论是在安全方面考虑，还是沿途获得必要的补给，都是有一定保障的。
大明延光元年，永王登基称帝，遂将辖下几块地盘正式划分为四个省级单位，即以云州及附属岛屿为核心的朝廷直隶、苦叶岛承宣布政使司、江东承宣布政使司和耿罗承宣布政使司。
而几乎占了北明领土总面积达七成多的江东地区，人口规模却只有21万余，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该地区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镇州城及附近沿海、兴凯湖周边平原地区，以及沿乌苏里江一线。
在数十年前，包括镇州在内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受严酷自然环境和落后社会生产力的双重制约，人口规模很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不高，经济结构更是单一，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上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
满清在侵入中原之前，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缺点，还不断派兵深入牡丹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流域，捕捉生女真丁口。就在努尔哈赤刚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后，就曾调转矛头，两次攻击了定居于牡丹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东海三部”之虎尔哈部，前后掠走人口四千余众。
随后数年，尝到甜头的后金再接再厉，数次发兵虎尔哈部，又捕获人口五千多人。就这样，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成为后金补充人口和兵力的“人口输出地”，该地区土着人口被掠为一空。也就在那个时候，后金的北部陆上国界也推进到了今天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双城子一带。
皇太极时期，位于黑龙江中段流域的索伦部、鄂温克部等几个土着部落聚集了一支拥有步骑四五千余人的部族联合武装，俨然一副要和满洲人分庭抗礼的架势。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此时专注于伐明战事的我大清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也为了让大清的招牌还能在黑龙江镇得住人，必须要把这股反抗的力量给彻底压下去。
崇德四年，皇太极派遣索海、萨穆尔喀、穆成格等将领率3000余人分兵数路往征不肯臣服的索伦部落。
清军在开战初期稍微受挫，但随后就凭借武器装备和组织上的优势大占上风。清军沿着黑龙江往上游进击，一直追到一个叫奇洛台的地方，最终将叛乱首领及其余部拿获。
这一战可视为入关前清王朝对黑龙江流域征服行动的高潮。此役俘虏、屠杀参与叛乱的索伦部各氏族男女老幼万余众、牲畜千余头、珍贵毛皮五千多捆。
依照惯例，这些俘虏的人丁大多数都被南迁到盛京附近，编入八旗的“牛录”中以补充人力。其他索伦人也被迁离原居地以防他们再聚众生事，唯独作为“纳税模范”和“皇亲国戚”的达斡尔人获准留居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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