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事后在陆本佑家发现了二十多人的脚印，看样子行凶之人至少有十余人，那两个年轻人武功再高也不至于能将这么多人制伏。
但有的人还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果真如此？那怎么在陆家的院子里不见一具尸体？
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以讹传讹，时间久了几无可信之处。
但毕竟说归说，却是都在陆家庄内部，
小村里人从未遇到这等大事，当时县官带着衙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下了严令：此事绝不得外传，闲话归闲话，闲话久了就索然无味，毕竟保命要紧，所以没过多久人们便将此事淡忘。
不过众人皆是事发后次日才知陆家之事，在他们眼里并不知道还有个孩子留下，陆本佑全家神秘失踪才是大家对此事最没有争议之处。
从这一点来说，没有人追问孩子的下落，难难在她老姑家里是安全的。
尽管起初龚老头和他儿子龚家柱不太愿意领养这个远方亲戚，但龚王氏态度非常坚决，龚老头惧内，家柱窝囊，且两家毕竟有层亲戚关系，所以也就这么答应了下来。
当然，龚王氏还有更充足的理由：活要见人，表哥家人只是失踪，若有一天回来，以表哥家的为人，绝不会亏待我们。
而她带回来的那袋银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此，龚老头和家柱倒是深信不疑。
在老百姓眼里，“陆大人”终究是“陆大人”，绝对不会缺银子的。他们盘算着：养这个孩子比种地都划算。
亲戚关系重要，有时，银子更重要。
关于难难的身世，龚王氏只能用她村妇的思维来编造了：
“这个孩子是自己女儿婆家一个远方亲戚家的，他们村里遭了大灾，饿死不少人，孩子的爹娘只得逃难，实难带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上路，所以只好托人抚养，等孩子爹娘他日回乡之后再接他回家……”
龚王氏将这些话教给家里人，从此大家便都这样说了。
在这个时代，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一旦那里发生大灾大难，波及的州县有时可达数万人之多，富贵人家用银子买人唤作奴婢且不说，普通农家收养灾民反而被视为做善事，更何况还是女儿婆家的亲戚呢？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问及时，龚王氏自有她的这套说辞，别人才不会理会其中的真假。
可是，若难难自己问起呢？
龚王氏想着：等难难会讲话后，如若问起他父母的下落，只能说他们去了县城，小孩易哄，过一天算一天，没准那天表哥就回来了，到时就不用靠谎言维系了。
在龚王氏的眼里，县城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要比陆家庄远的太多太多了。他们村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那里，因为那个地方在山的那一头，到底要翻几座山，她就不不得而知了。
“村妇的思维”遇到“村民的思维”，在这个以耕地和种庄稼为业的小山村来说，闲话只是用来消遣，而非用来考究。
九九八十一难，从陆家庄来到老姑家后，难难就此成为了“义中村”人。
当时，村中有两户哺乳的妇人，邻里邻居的也愿意帮忙，所以小孩吃奶的问题暂时就解决了。
义中村地势偏僻，北方少雨多旱，但村民们辛苦劳作，将河两岸的低洼之地开垦平整后撒上种子，此举优化土壤结构，又可抗旱，且可耕之地有所扩增，春播、夏长、秋收，一年下来各家粮仓自然殷实许多。
男耕女织，妇人们自养家畜，盛夏初秋青草处可见牛羊，秋后打谷收米去皮留有糠麸，便可养鸡养猪，秸秆枯草料既做柴火，亦是牛羊过冬之食。
朝阳初升，鸡鸣狗吠之声响起，夕阳西下，牛哞羊咩之音回绕，无形之中造出一副勃勃生机之景，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难难如同青苗般，身子渐渐拔高，长得还算结实，无甚病灾，孙氏感到颇为欣慰。
后来龚家柱终于成婚，但因龚王氏在家主事多年，凡事习惯由她一人做主，可这儿媳偏偏不吃着一套，鸡毛蒜皮、大事小情，没过多久婆媳之间的矛盾便凸显无疑，家柱窝囊，既习惯了听从老娘的吩咐又不敢得罪自己的女人，。
儿是娘的心头肉，尽管恨铁不成钢，但龚王氏还是不想让儿子左右为难，所以全家就商量着按照村里的惯例给龚家柱新盖个小院落，从此就分开住了。
如此一来，龚家也就等于分家了，虽与儿子同住一村，平日随时可见，但毕竟不处同一屋檐下，不在同一个桌上摆碗筷，龚家老两口自然就孤独了许多，而难难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吃饭时难难总不忘给老姑备上一碗，记得有一次饭菜刚做好，龚王氏和龚老头正好被邻居叫去帮忙，许久之后才回来。
刚进门却见难难趴在桌上睡着了，除了半碗米粥一个馒头外，整只烧鸡动也未动：他在等着老姑回来……
养育难难这么多年，对于年老孤独的龚王氏来说这份孝心却比银子还要可贵。
龚王氏已年过五旬，分家之后每月龚家柱都会送来粮米，但如拾柴、拎水、放羊这些小活，难难就可以帮忙了。
当初龚王氏的谎言大家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但年复一年表哥一家还不见人影，龚王氏只好把谎言继续下去。
可朝夕相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龚王氏的眼里：难难早就是她家中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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