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征，众将士奋勇杀敌、功勋卓着，以一克十，歼敌万余，扬我国威、助我士气，指挥使耿攸军调度有方，擢升后军都督府指挥佥事，正二品。其他将士论功行赏……”。
毫无意外：耿攸军之部终于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却是他最不愿意的结果。但所谓军令如山，除了服从命令之外，他及所率各部只有执行的份儿。
同样毫无意外：此次参与北征的所有将士都有赏赐：除指挥使耿攸军由三品卫司指挥使，升任正二品后军都督府佥事。主要参战的五位千户（正五品）各升一级，部分百户（正六品）升为从五品。
就连最小的士卒都有一笔不少的赏银，且军功在册。
至于阵亡将士，按照规制赔偿家属，数额也比往常多了些，负伤将士人人得以抚恤。
这个赏赐，不管主战与主和方皆无反对：毕竟兄弟们都是拎着脑袋、冒着严寒唤来的荣誉，得到平日里得不到的赏赐也是应该的。
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然而，明眼之人还是能看出其中端倪：虽说这些主要参战之人大多升一级，但实则是明升暗降。
众所周知：一卫所下辖五千多人，千户辖千余人，百户辖百余人，指挥使下辖五名千户，千户下辖十名百户。
耿攸军作为卫司指挥使，尽管有朝廷各方节制，但对下辖这五千多人来说，他则有相对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权。
千户、百户亦如此：权责清晰、令行禁止，自然是一呼百应。
如今指挥使升为都督府佥事，说白了就是个副职，所管操练、军纪等皆是协助而已，上面还有指挥同知、左右都督，要想自己说了算，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千户升为卫司指挥佥事（正四品）、百户升为副千户（从五品），大多也是如此：升了一个品阶，却是做了类似协助、副职之类。
若是文职，差别或许没有那么明显，但作为武职，不能之间掌握兵，往往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此事要一分为二对待：若只是为了品阶，自是高一级算一级，若真想上阵杀敌，那怕是品阶低些，只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才是真正的用武之地。
一向深谙帝王之术的嘉靖帝之所以如此部署，自有他的考虑：大胜而归，恐将士有骄纵之嫌，暂不掌兵可使原先各部将领与士卒分离，骄气自然缓解；居于闲职，则是一种变相保护，免于勾心斗角、损伤元气。
若来日再战，可将这些人再次升级，如此又可各自掌兵，更能激发士气，即便以高品阶行原先之职也未尝不可。
其中最为微妙之处在于：不管怎么说，这些北征将士大多升职，倒也完全符合此次大胜之后的赏赐之恩。
可谓一举多得。
嘉靖帝如此部署或许另有深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如何运用这些有北征实战的精良之师，只有等下次战事来临之时，才能得以知晓。
帝王之术毕竟是高瞻远瞩，恐常人所不能及，亦非常人所不能解。
此次北征后续调动、撤军，嘉靖帝亦是如此思虑：既然双方皆无倾力开战之意，贸然北进确实不妥。即便朝廷再派十万大军北上，鞑靼同样会调动更多兵力南下。
届时兵马军械、粮草供给、国库支撑等无一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否则便会有始无终，首尾难顾，必将无法收场。
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了解自己而又了解敌军：长战不败；不了解敌军而了解自己：胜负各半；不了接自己也不了解敌军：每战必败。
即便作为帝王，嘉靖帝又如何能做到知己知彼呢？单说朝廷里的主战与主和之争，就如此错综复杂。
更何况鞑靼乎？
或许，这正是此次双方保守出兵、相互试探的原因所在。
更何况，此次鞑靼数万兵马突然南下，到底意欲何为，并不得知，如何敢轻易冒进？
冒然不是英勇，而谨慎亦不是胆怯。
尽管朝廷最终的旨意同样是下令撤军，但其中原因绝非主和方所说为了一时的太平。
其中的缘故，或许只有嘉靖帝本人知晓。
帝王之术不同于单单的兵法之道，两军阵前、战机稍纵即逝，大多需要当机立断，容不得半点犹豫。
而帝王之术则不然：牵扯、平衡，立足当下、谋求长远或许更为重要。恰恰相反，这其中往往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时机，无须立刻决断，更无法当即行事。
有时，等待也是一种忍耐。
只是此次赏赐唯独少了宗武这个百户，还有那三百名弟兄。
当耿攸军部接到朝廷撤军的命令后，只得放弃继续找寻曾突袭敌军那支“奇兵”的下落。
临走之时耿攸军再三叮嘱当地驻军：千万不能放弃搜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怕是尸首，也要全部带回祖籍，落叶归根。
眼下正是冬日，这个倒也不难，可当初朝廷所派的三百名“奇兵”与敌军那两千之余的将士混在一起，大多人伤亡惨烈、血肉模糊，已无法一一核对，所能辨认出来的不足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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