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
“鞑靼子民亦是我大明的子民，此次力战是因他们兵临城下，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朝廷绝不能将其作为死敌来对待”。
“但日后北方战事，我们既要防止，更要用之”。
话已至此，仲逸也无须回避：“如今人人以南方的倭寇，北方的鞑靼为两大敌，对倭贼自不用说，但以微臣之见，北方之敌，不止鞑靼一部”。
“说下去”，朱厚熜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女真一族，同为北方之患，而其又有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部。其骑射术不亚于鞑靼，兵力、战斗力不亚于鞑靼，加之其所处方位集中、组织更为严密，其野心之大，昭然若揭”。
仲逸也顾不得朱厚熜的脸色，他继续道：“二者皆在北方，各有所属、各有所图，但同为大明之患，一旦合而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当剿之、抚之，更要分而治之”。
“此乃微臣解鞑靼围城之愚见：既要击之，但不能灭之，留有他们在，正是为了牵制同为北方之患的南女真”。
末了，仲逸拜道：“微臣所言完毕，请万岁责罚”。
“这就说完了？在翰林院时，你不是说朝中有奸臣，奸臣误国吗？”，此刻，朱厚熜却想起这事来。
“有没有奸臣，一查便知。若查证属实，便是误国”。
如同当初在督办博野县缪大柱夫妇别杀一案，仲逸心中对面圣有一个底线：如果不能将假话一直说下去，那就讲真言。
以朱厚熜的帝王之术，以仲逸一个才入朝廷不久的小小翰林，还有凌云山的谋略之术。
如此交谈，或许才是二人皆能接受的。
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一种默契吧。
……
当晚，朝廷来了旨意：着翰林院正七品编修仲逸领钦差副使衔，去大同、北直隶、京城等处核查此次鞑靼入京一事。
但凡所涉及的衙门、文武官员等，皆应全力配合。
同时，这个副使还要一个差事：离京之前，全权处置与鞑靼来使谈判事宜。
此次谈判：不得有损大明之威，谈判无果优于随意应允。
与此同时，宗武所在的千户所，也来秘密传旨之人……
次日午后，一个阴雨沉沉的日子，街上百姓依旧忙于各自家事，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城外鞑靼之事，城中不少人日常出入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更多是恐慌多于对策、言语胜过行动。
在普通家户、普通人看来：城外的战事总会过去的。
如何应对？如何不应对？那都是朝廷的事儿。
为官难知民之苦，为民难解官之忧。
此刻，身为钦差副使，却专司与鞑靼谈判之事的仲逸来说：今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怪哉，既有副使必有正使，只是正使另有‘正事’，这两方交涉之事，自然也就落在唯一的副使身上。
只是，传旨太监事后曾秘密叮嘱仲逸：此次命他为副使之事，不会记入朝廷纪要，更不会载入史册。
包括身为翰林院编修的史官，也不得将此事记录入册。
仲逸不知此举为何意，更不知自己是否为孤例。但既已领命，又争锋眼下战事所迫，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同样部署的，还有仲逸去大同、北直隶、京城等处核查此次鞑靼入京一事的差事。
不知这一切，是否与自己昨日在朱厚熜面前的那番话有关系。
与当初在博野县调查缪大柱被杀一案一样，仲逸身边依旧有一批随从协助，因为上次配合的缘故，此次的随从大多照旧。
除石成外，另有十二名随从，皆是来自锦衣卫北镇抚司。
无论与鞑靼交涉，亦或去各地衙门办差，带者这帮人，有时比一个尚书侍郎还要管用。
初次领如此棘手的差事，尽管思虑良久，甚至于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也是自己提出的，但仲逸还是不得对慎之又慎。
起初，鞑靼俺答提出：派三千人入城进贡，此举无异于直接将他他们的目的付诸实际，而根本无需谈判。
当时，仲逸一口回绝：“臣子拜见天子，还要带三千兵马，成何体统？若担心城中有变，何不由本钦差副使亲自出城谈判”。
末了，仲逸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脚下有何担忧之处？本钦差副使不带一兵一卒，如何？’。
鞑靼俺答得知这个回复后，极为惭愧，一向喜好动武的他本有争强好胜之心，如今大军兵临城下，却被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所耻笑，岂能示弱？
之后，鞑靼部商议一番，最后派出五十人小队，又一名专使，两名副使所率。
谁知仲逸依旧不许：除专司谈判之人外，随从不得超过十名。同时，无论参与谈判之人还是随从，皆只需称呼朝廷规制给予的官职，不得再冠以其他称呼。
最后，他还是那句兜底之话：若如不行，本钦差副使亲自出城交涉，无非都是大明的徒弟、大明的子民，有何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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