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西汉末王莽主政时曾就治理黄河水患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主持此事的司空桓谭事后对朋友说，这些讨论中肯定有恰当的方案，考察确定以后就可以用来治河，又言：“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
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桓谭把治河工程的建设者定位在浮食无业贫民，期望在治河同时发挥济贫的效用。
至唐代，以工代赈的记载稍多，如贞元年间（785—805年）荆州饥荒，荆南节度使裴胄的幕僚郑易建议救荒时开展工赈，获得采纳，“公因大饥岁，请公廪赢食，兴筑堤防……难者不能对，得果其谋。既而饥羸大济，堤防以立。至今人无水患，岁有恒入者，实公之惠也。”
此外，唐代工赈的事实也可以部分解释宋代以工代赈大发展的原因，即宋代工赈的发展是有前朝基础的。
宋代是以工代赈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是工赈实践增多，史籍中有大量的实例，最着名的是范仲淹在杭州的工赈和赵拚在越州的工赈，二者成为宋以后工赈的范例，被屡屡提及。
其次是宋代工赈成为国家政策，并制定有相应的制度。如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规定：“自今灾伤年份，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预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
国家明确提出工赈的要求，并规定了基本原则，虽然相关要求侧重于农田水利方面，但不妨碍宋代工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三是富民在工赈中表现突出，成为工赈中的一个亮点。
此外，宋代在工赈的理论观念上继承了传统的认识，并将其写入救荒专着，对后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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