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余顷。
“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余顷，其中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
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
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
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
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
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着的时期。不过后来就成道士搞其他的去了，毕竟这朝廷的事务哪有自己长生来得重要？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
嘉靖九年（1530年），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
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时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
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张璁得疾，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
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六日，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六十五岁。此时尚居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世宗伤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是张璁死了之后，嘉靖这才放飞自我的。
到了执政中期，估计看到以往自己的堂兄朱厚照留下来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得都差不多了，而自己的父亲这些的死亡加上张璁这个首辅的死亡给了嘉靖太大的冲击。
他开始想着自己要长生不老，要活下去，可能看到身边的人太多死去了，不想死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慢慢的扎根，嘉靖的长生路也就此开始了。
说起来杨廷和还是太嚣张了，没有将皇帝放在眼里面，毕竟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他投出来的，为什么要放在眼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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