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联邦人‘朴素’的正义感与是非观。也是联邦社会贫富矛盾已经激化到一个顶点的表现——联邦人已经不再关注事情的本质，他们关注的是当事人双方的贫富，富人就是有错，不管遭遇了什么都有错，贫民就是无辜，不管做了什么都无辜。
类似的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扭曲是非观念还有很多。
男女在一起，但凡有矛盾，不问缘由，人们会先劝男人大度，让着女人，但凡有事，人们会下意识认为男人对不起女人。
开全球限量跟开11路公交的放在一起，但凡矛盾，人们会下意识觉得是全球限量的错，11路公交在人们眼里就是可怜弱小又无助，白莲花一样惹人恋爱，任人欺负。
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联邦政府没有承担起一个管理者，一个‘大家长’该承担的责任，他就像个酒鬼母亲或赌鬼父亲，跟所有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样，不履行监护人责任，导致‘儿童’野蛮生长，矛盾激化。
像联邦这样的多种矛盾一起激化的情况，基本等同于癌细胞扩散到身体每个器官——属于是病入膏肓，没救了。
布鲁克林没有拯救联邦的伟大思潮，他只想利用矛盾激化的便利，为自己牟取一些福利。
他不是雷，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准备好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生。
——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生跟其他好听的，伟光正的口号一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登天。
不出意外的，布鲁克林与女性联盟不欢而散。
他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说法，女性联盟觉得这位法官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建议他去精神科做个检查，再去疗养院住一段时间。
好在布鲁克林本也没指望她们能解决问题——她们要是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问题，布鲁克林才是抓瞎了呢。
挂掉电话，布鲁克林又对着电脑上格雷西·帕梅拉女士的资料，结合司法行为委员会那位女士给他念的投诉信内容，挑挑拣拣地给格雷西·帕梅拉女士参加的或可能投递信件的组织都打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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