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进行到尾声，杜甫喝的酩酊大醉，瘫倒在地不省人事，不得已被人搀扶了下去。
待得宴会结束，宾客散去，周钧独留下李光弼，于偏厅之中交谈。
一壶茶水烧滚于房中，再配上几碟糕点。
李光弼小口抿了杯中的云茶，轻声叹道：“许久没有喝到此物了。”
周钧：“朔方军在灵州设了云茶作坊，每年可产茶数万斤，朔方节度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遣人赠些，你若喜欢，便带一些回去。”
李光弼闻言，又抿了一口茶，开口说道：“家主……”
周钧侧过头来，看了李光弼一眼。
后者连忙改口道：“二郎说的可是那郭子仪？”
周钧：“是，敦煌之战后，你与他可曾打过交道？”
李光弼摇摇头。
周钧轻轻点头，心中却在感叹，自从来了这大唐，不少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李光弼没能成为河西节度副使，却因为石堡城之战，蹲了三年苦牢；郭子仪本应只是一个小小的九原太守，却因为得了自己的举荐，参与了敦煌攻防战，累功成了朔方节度使。
周钧端起茶杯，向李光弼问道：“你如何看郭子仪？”
李光弼思虑片刻，开口说道：“光弼不喜此人。”
听见这话，周钧先是有些发愣，仔细想想，慢慢便也懂了。
史书之中，李光弼和郭子仪二人，曾在安思顺手下共事过一段日子。
李光弼遇事血性，讲究的是爱恨分明，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而郭子仪老成世故，遇到问题，大多采取柔化处理，争取将影响降到最小。
故而，这二人在安史之乱发生前，性格互冲，势同水火，甚至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安思顺为了此事，也头疼了许久。
李光弼饮尽杯中之茶，向周钧问道：“安禄山反心日盛，吾等自当早做准备，应对叛军。”
周钧不动声色，向李光弼问道：“依你之见，应当如何做？”
李光弼：“安禄山如今已是三地的节度使，手中又有突厥、奚、同罗等等异族精锐，可用之兵不下二十万。倘若倾巢出动，恐怕天下危矣。如今之计，一是要警示朝廷，劝其早做防备；二是要联络回纥部，请其骑军襄助；三是要准备粮草补给，随时驰援。”
周钧听了这些话，只是沉默不语。
李光弼继续说道：“哥舒翰与我，当年冒着身死的风险，留存北藩三千精锐，为的就是这一天……光弼愿意追随二郎，剿灭叛军，重振大唐天威！二郎他日救得天下，衣锦还朝，必定流芳万古之名！”
周钧听到这里，平静问了一句：“光弼，平日里我待你如何？”
李光弼一愣，接着连忙答道：“倘若不是二郎救我出牢狱，光弼如今怕是死在了那里，无人知晓……二郎对我而言，有再造之恩，光弼无法它报，只是效死而已！”
周钧轻轻点头，说道：“这般说来，你我算是生死之交，且说句交心的话……我问你，朝廷当真希望我回去平叛吗？”
李光弼怔在原地：“您的意思是……？”
周钧：“钧出身寒微，虽然得了天幸，尚公主为妻，但终究还是被排斥在朝堂之外。”
李光弼：“二郎败吐蕃与大食，放眼大唐，论军功无人可及；又救近万唐俘回得安西，为无数流民建了家园，论文治也是圣贤，朝廷为何要排斥二郎？”
周钧：“光弼，你身在沙州，那里的情况应当是再清楚不过……钧早先经营大碛商路，为朝廷挣得无数税贡，又造福了沙州一地的百姓。按理说，朝廷感念我的作为，应当让我继续经营商路才是。为何吐蕃人刚被赶跑，朝廷就迫不及待的收回了我的陇右黜陟使一职？”
李光弼先是愕然，接着仔细回忆，恍然道：“我在沙州时，曾经听柳刺史说过，二郎以官营取代私营，又分利于沙州子民，此举妨碍了不少人的生财之路，引得这些人向陛下进了谗言。”
周钧只是苦笑，有些事他无法向李光弼明说。
朝中重臣、关中显族、宫中贵人，以及坐在龙座上的李隆基，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既得利益集体。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之中，『国家』和『皇权』基本等同于一个概念，皇权就意味着国家，而国家就是皇权。
即便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名言，思维也仅仅是停留在百姓是皇权的承托者这一层……却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真正提出过，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体，而皇权只不过是国家运行的一种方式。
想到这里，周钧只能换一种思路，对李光弼问道：“你可曾记得王忠嗣王都护？”
李光弼点头。
周钧：“王都护一生为国，可谓是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到头来却落个身残罢官的下场，如今已是生死不知。论功劳，论本事，他可比我大得多，为何却依然逃不过这般的下场？”
李光弼听到这里，一时之间愣在了原地，低头思考了很久，长叹一口气说道：“二郎之言，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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