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冠上东亚病夫之名，肯定是与鸦片脱不了干系。
到了晚清，保守估计吸食鸦片的人群也差不多达到了两千万之巨。这个数字非常可怕，其他国家加起来的瘾君子估计都达不到。
敲髓吸血，不过如此。
晚清的高层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早就明白鸦片必须禁绝，已经拖不起。
1906年左右清廷出台了禁烟方面的规划，打算在十年以内扫清国内的鸦片烟毒。
当然了，作为穿越者，李谕知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只有49年以后新时代下的中国才能做到禁毒。
整个民国时期，由于一些军阀以及日本的支持，鸦片泛滥一直很严重。
但现在什么都不做肯定更麻烦，正好新兴的工业强国美国对禁烟事务更大力支持，所以清廷准备借助他们的帮助把禁烟至少先提到有法律约束的明面上来。
美国方面是有自己利益考量的，在没有鸦片贸易的美国人看来，鸦片泛滥会削弱清王朝的购买力，严重影响美国对华贸易出口。
有美国撑腰，晚清王朝就壮起胆子，愤然向在鸦片贸易中获利最大的英国提出正式照会，就禁烟问题展开磋商。
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英国让步，承诺支持清王朝的禁烟。
口头协议肯定还是不行，所以清廷联合美国政府在上海召开了禁烟大会。
唐国安邀请李谕共同参加，会议举办地是汇中饭店（此后改名和平饭店）。
参加的国家挺多，除了美国、英国，还有日本、德国、印度、荷兰、法国、葡萄牙等。
不过从阵营上看，除了英国与荷兰，其他国家全部支持禁烟。
但英国代表还是要狡辩一下的，他们发言道：“依照我国之外贸统计，香港等地从未向大清输入鸦片。”
唐国安早有准备，他可不是以前的守旧派官员，懂得用数据说话，唐国安拿出厚厚的一叠文件：“这是太古洋行和沙逊洋行每年从香港、新加坡向我国输入鸦片的数据，仅仅是太古一家就如此之高，遑论其他更多的洋行。”
太古洋行当初为了融资，的确拿出过这些内部数据，现在唐国安直接当做反驳的武器。
见英国代表没了声音，荷兰代表立刻跟上：“禁烟可以，但我们必须确保贵国禁烟的实行力度。我提议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设立禁烟办，由各国代表负责监督，并且独立于各地政府，专职办理。”
唐国安懂外交，立刻明白荷兰代表是想借着禁烟旗号再次对各地海关、财政进行渗透控制。
唐国安说：“即便成立禁烟办，毫无疑问，每个设在我国的禁烟办主事者都应由我国人员担任。”
唐国安直接堵上了荷兰代表的想法。
紧接着，唐国安又朗声说道：“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这种危害也会危及到其他各贸易国。从吸食鸦片所产生费用的损失，到吸食者无法从事劳作的二次损失，来计算吸食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的国家！因为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到30亿两银子！”
唐国安的策略与李谕在美国搞工厂一样，虽然很无奈，但必须同时站在自己以及对方的角度考虑，替对方想好处。
也就是只有双赢的方案列强才会接受。
这就是弱国的外交。
唐国安等这帮早期的外交官很会和老外打交道。
美国、日本、印度几国看到大清竟然有这么懂行的外交官，更加铁了心一起禁烟。
他们是有着充足理由进行禁烟的，自从中国自己终止鸦片后，对印度的鸦片需求大减，所以很多印度种的鸦片只能“自产自销”，导致印度国内出现了大量烟民。
日本属于早期间接上的鸦片贸易受惠国，当年打败大清，清廷深陷鸦片泥潭算得上一个助力。不过现在日本改变外交政策了，禁烟对他们更加有利。
美国德国更不用说，他们根本就没从鸦片贸易中受益过，乐于看到英国削减海外收入，方便自己挑战英国长达百年的霸权。
所以会议实际上进行得很顺利，各国很快通过了禁烟章程。
唐国安现在对禁烟很有底气，一方面大家深知鸦片危害，另一方面，卷烟的出现直接宣告了鸦片没落。
卷烟既能满足烟民的特殊需求，又不至于让税收减少。民国时期很多军阀鼓励鸦片，就是为了军费，现在有了卷烟，实际上更好用。
会后，大家在汇中饭店共同出席了晚宴。
正式代表们坐在一桌，而李谕等附从人员则在其他桌。
李谕的身边坐了一位犹太人，他用中文对李谕说道：“竟然在这儿见到了尊敬的李谕院士。”
李谕问道：“阁下是？”
犹太人回道：“在下爱德华·沙逊，沙逊洋行总裁，旁边是我的夫人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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