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突然笑道：“怎么你也这么说？”
“也？”李谕纳闷了。
“今天一个古董店老板告诉我，有人想暗杀我，”宋教仁轻松道，“但这怎么可能！暗杀是我们国党的老本行，关公门前耍大刀？”
“可是……”李谕说。
宋教仁摆摆手：“再说了，上海滩青帮老大是我的好朋友陈其美，不管黑道白道，想暗杀我都没那么容易。”
李谕感觉脑壳疼，但自己不可能拦住他。
因为就算知道有人行刺，他也一定要北上。
此前的内阁选举中，国党成为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超过多数，但宋教仁可以按照西方多数党组阁，然后多数党党魁担任总理的传统出任新一任总理。
而且这是正儿八经的民选总理，而非此前的任命总理。
接着就是按照宪法推行责任内阁制。在这种制度下，总理的权力非常大，总统甚至成了吉祥物。
稍微解释一下，各位一定知道德国总理、印度总理，但没几个人知道德国和印度还有总统吧？
德国和印度的总统没什么权力，完全是象征意义的存在。
而相反的，美国总统权力就很大。
造成这种差异是因为他们分别为议会制与总统制。
议会制国家，总理是老大（有些国家叫做首相）。
但议会制国家有个问题：总理会被议会制约，不太稳定，经常换人。典型的就是日本，首相当不了一两年就被换掉。
所以议会制国家往往需要有一个有名望同时在位时间长的人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日本、英国选择的是天皇作为吉祥物，称为君主立宪国。
德国、印度则另外选举出了一个总统作为吉祥物，即所谓的议会共和体制。
而与上述议会制不同，总统制国家其实效率反而会高一些，因为不用总是吵来吵去。
但真要比较起来，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一说，只能说哪个更适合国情。
理解了这些，就大体明白宋教仁与袁世凯的矛盾所在了。
——宋教仁想要的是议会制，总理说了算，最起码能够制约总统袁世凯。
而袁世凯想要的是有真正实权的总统制。
矛盾无法调和，二者只能选一。
袁世凯曾想拉拢宋教仁，送了50万银圆，没想到宋教仁不是奕匡，压根不吃这一套。
直到国党在议会中成为多数党后，袁世凯越发明白，宋教仁与自己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袁世凯说过：“不怕谁用暴力同我争天下，却怕革命党的政党内阁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就是说他不想当吉祥物。（其实宋教仁甚至都不想让袁世凯当总统，而是倾向于更好控制的黎元洪。）
候车大厅中，黄兴看了看怀表，对宋教仁说：“要启程了。”
“走吧。”
宋教仁站起身，与他们一同走向月台。
过了几分钟，毫无意外的几声枪声响起，月台上顿时乱作一团。
民国一桩顶级大疑案就此诞生。
但疑案不疑案的不重要，关键是宋教仁的死深刻影响了民国政坛走势。
黄兴、于右任等人连忙带着宋教仁赶往医院。
医院中，宋教仁已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手术前拉过于右任做了遗嘱：
“吾殆将不起，有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心尽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手术后，他的情况没有好转，宋教仁又挣扎着拜托于右任等人给北洋政府发去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可叹宋教仁至死都希望袁世凯走向共和。
医生极力抢救，但枪伤太重，宋教仁终究撒手人寰。
黄兴心情激荡，泪流满面，找过李谕说：“听说先生有一种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我想拍一张遗照，昭示天下！”
李谕从包中拿出便携式照相机递给他。
但黄兴不会用，只能让李谕代拍。
按下快门时，李谕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从今以后动乱就要开始。
国党的于右任、廖仲恺等人都是优秀笔杆子，立刻在报纸上发文攻击北洋政府。
只是没想到，袁世凯知道宋教仁之死后也很意外，他发电严查真凶，并且让黄兴参与调查。
上海巡捕很重视，破案相当快，因为刺杀当天就有消息传出，此案与一个叫做武士英的杀手和他的上家应夔丞有关。
仅仅三天后，刺杀案就告破，两人全部落网。
效率之高，堪称民国之最。
而且通过应夔丞，又找到了他的上家：洪述祖。
破案虽快，麻烦的事却才刚开始，因为后面两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杀手武士英就不用说了，不过是个寻常杀手，拿钱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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