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谕与何育杰热火朝天忙着做实验时，国内这几个月不算太平。
何育杰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到实验上；而李谕呢，压根不需要听。
五月初，梁启超又辗转回到了上海。这位老哥挺逗，一开始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过瘾；然后费了好大功夫好不容易到了广西，刚落脚就收到了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消息。
没办法，他只能乘船重新返回上海，一来一回折腾了两三个月，时间全花路上了。
到达上海后，梁启超约唐绍仪一起在李谕的豫园会面。
——自从李谕把豫园重新修葺好后，很多名人都喜欢跑来此地会晤，颇有点天津张园的味道。
而且这里不属于租界，唐绍仪他们在心理上多少还是不太喜欢租界。所以豫园再好不过，心情放松，李谕又是个不问军政的民间人士，没什么可担心的。
先到的是梁启超，他进门见到李谕后恭喜道：“疏才兄弟，你才是真做学问的人，又有了不得了的成果！不像我，现在学问来不及做，一门心思研究起了军事。”
李谕笑道：“任公不仅顾不上做学问，估计连打牌都没得打。”
“谁说不是！这几个月只能在船上偶尔和船夫打几把，真不尽兴！”梁启超说，然后拿出一份报纸，“疏才你看看，真是太有意思了。”
报纸上是几篇介绍袁世凯私生活的文章，什么“后妃争宠”、“祸起内宫”、“与儿争妻”云云。
李谕笑道：“未免添油加醋。”
梁启超说：“少部分确有其事，大部分都是胡编乱造。但看得出，全国的人都被激怒，在疯狂攻击袁世凯。”
李谕说：“他点燃了一个火药桶，自己却当了活靶子。”
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一般，老百姓生活并不好。本来想着袁世凯能做点正事，没想到搞了个称帝的荒唐举动。大家不由自主地把北洋政府的软弱、外交的无能、财政的赤字以及社会的无序都怪罪到他身上。
梁启超说：“一个古老帝国已经衰败到如此地步，一个人居然为了自己和家族利益，想君天下、家中国！这样的行径，实在太可耻太可恨！”
李谕说：“当初那么多子虚乌有的情愿团，似乎全国人都想让他称帝，此时大总统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八成他自己都想不到改变国体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虽然袁项城恢复帝制也有重振中央的权威的想法，但他私心太重，”梁启超说，“当初那些人万众一心、众口一词支持他称帝，给人一种仿佛袁项城是在半推半就下才恢复帝制的假象。但现在呢，曾经为帝制摇旗呐喊的人，如同霜降过后的昆虫，隐匿得无影无踪。”
李谕说：“人心险恶。”
估计老袁同志自己也意识到中了套：似乎从一开始，各种势力就默契地将自己引入一个陷阱，然后不约而同地落井下石。
只不过他猜不透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日本人？革命党？甚至是封建思想以及他固守的传统文化？
袁世凯心中无法肯定。但百分百可以确定的是，他成了这次恢复帝制的罪魁祸首，这个责任无论如何都要由他承担。
早在三月初，袁世凯就决心取消帝制，但他并没有一开始果断放弃皇帝宝座，犹豫的举动反而又加强了反袁势力的决心。
一直坚定支持袁世凯不要取消帝制的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袁大公子给出了不少建议，什么南方军队并不可怕、军费也不充足、内部有组织问题等等；而北方大局已经稳定，如果决策上反复横跳，就会引起动乱云云。
不过袁世凯显然已经不想听袁克定的忽悠了，只想尽快解决问题。
他特邀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参加了最高等级的会议，决定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并且重新启用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这个国务卿称呼挺有代表性，此前说过，民国初年，宋教仁与袁世凯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进行过一次大争论。
总统制就是美国那种，总统权力很大，是袁世凯希望的。
内阁制嘛，总统就是个吉祥物，权力在内阁总理手中。
而总统制下，就有个权力颇大的国务卿职位。
从这一个小细节看得出，袁世凯想给自己留个后路，希望不当皇帝后，还能当权力颇大的总统。
实话说，这个想法真的相当不成熟。
反正袁世凯已经在3月23日下令取消帝制。满打满算的83天皇帝生涯中，他没有举行登基大典，没有戴皇冠，没有穿龙袍，充其量只是一个闭门天子。
目前的局势嘛，又是南北和谈。
居仁堂中的袁项城此时很有老态龙钟的样子，神情满是忧郁，行动也变得迟缓，但还在痴心妄想着能够继续做总统……
他身边基本没什么可以用的人了，老友徐世昌很快就退去了国务卿一职，留给段祺瑞。
徐世昌跑去了老家种菜、修果树。他在临走时曾对袁世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实在没有精力再卷入风云变幻，等尘埃落定后，我会归来帮你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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