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南美洲。”李谕说。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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