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30=2×3×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简要表达就是：“9+9”。
这就是为什么听到哥德巴赫猜想就老有人提“1+1”的原因，这是最终目标。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证明1+1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时候老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证的？
——额，不过好像罗素为了证明1+1还是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公理化语言，长达数百页，也不是寻常人能看懂的。）
反正布朗开辟了一条路，他本人也证明了9+9。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希尔伯特上台，激动地说：“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同邻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繁荣昌盛；国家的利益，不仅要求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且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普遍的秩序——在科学生活中亦是如此。
“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那位叫做哥德尔的数学天才此时还在读中学。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希尔伯特苦涩说：“要是马克继续贬值下去，我们连香肠都吃不上了。”
李谕说：“教授的预言说不定会成真。”
希尔伯特愣一愣，“我可不想做这样的预言。”
——
李谕没有在哥廷根停留过久，两天后继续前往了柏林。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
“你好，爱因斯坦教授，”李谕看着他的自行车，“你确定能用它把我拉回去？”
爱因斯坦自信道：“当然可以，上车吧！”
他骑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住：“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消耗掉了今天所有的进食。”
李谕笑道：“那就换人吧。”
两人就这么轮流蹬着自行车，骑向科学院。
爱因斯坦在路上问道：“在英国时，有没有获得考察队的消息？”
“观测日食？”李谕说，“我见到了爱丁顿本人，他对这次考察准备得非常充分。”
爱因斯坦说：“还好有人懂得相对论的意义，不然德国科学院在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力再派出一支考察队。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毁了，我所居住的公寓电梯无法运转，取暖更是问题，整个冬天在瑟瑟发抖中度过。科学院怎么可能还有钱支持远洋考察。”
到地方后，他们都有点气喘吁吁，爱因斯坦说：“现在找一辆车很难，加油也是问题，好在自行车足够省钱。”
“能锻炼身体真是太好了，”李谕笑道，然后问，“普朗克教授在吗？”
“在的，我们去看望一下。见到你，他或许会开心一点。”爱因斯坦说。
“教授怎么了？”李谕问。
爱因斯坦说：“两年前普朗克教授的女儿难产而死，已经让他心如刀绞；去年他的小儿子在战争中负伤死去，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普朗克的痛苦还没结束，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死去姐姐的丈夫，没想到今年年底也因难产而死。
在他的四个孩子中，只有小儿子因为在法国的监狱中幸免于难。
两人进入普朗克的办公室，李谕看得出普朗克明显苍老了不少。
“教授，您的不幸令我非常痛心。”李谕说。
爱因斯坦也说：“希望您不要被痛苦所淹没。”
“两位请坐吧，”普朗克挤出笑容，然后说，“我现在明白了，只有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这种苦难才产生痛苦。而且失去了才知道，我以往过低评价了卡尔（战争中死去的儿子）。
“战争之前，他一直放任自流，不能安心从事一项高尚的职业，我一直责怪他。直到他参军入伍，在一场欧洲试图摧毁自身文明的战争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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