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府大狱的条件再不好也比囚车宽敞多了，史朝清竟有种莫名的放松，终于不必再风餐露宿，也不必担心随时随地可以砸向他们的石块与憎恨的浓痰。
这一路上，每每经过城市，押解的神武军就会带着他们大摇大摆的游街，这对曾经的“天之骄子”而言，实在是难以忍受的羞辱。
史朝清突然放声大哭，这月余的委屈仿佛都在此刻宣泄了出来。他的哭声立即招来的兄长的斥骂：
“我史家没有你这孬种，坐牢便坐牢，死便死，哭甚哭？像个妇人一样……”
史朝清泪眼婆娑，根本就不理会史朝义的斥骂与讥讽，到现在已经一无所有，难道连哭几声都不行吗？不过，囚牢外面忽然响起了狱卒的脚步声，他下意识的就止住了哭声，押解时为此没少挨鞭子，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好一阵，史朝义才叹息道：
“你我兄弟能死在一起，也不枉到世上走一遭！”
史朝清浑身一震，对于“死”字，他一直认为距离自己很遥远。现在听到史朝义如此说，惊吓的浑身发抖。
“唐朝当真，要处死，处死我们吗？”
史朝义咬牙切齿。
“处置叛贼，该当何种刑罚？”
史朝清愣住了，在大燕鼎盛时期，处置叛逆可都是寸寸磔杀，难道今日他们也要面临这种可悲的命运吗？
史家两兄弟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议论着自己的死法时，秦晋与韦见素、第五琦、严庄等人正商议着合适举行奏凯献俘的仪式，至于献俘之后是杀，是赦，几个人的意见分歧还是很大的。
秦晋以为，可以判处极刑，然后再以天子的名义予以赦免，以示朝廷的仁德与自信。
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其余几个人的坚决反对。
就连一向不甚表态的韦见素都言之凿凿。
“敌国之酋或可天恩赦免，但安史二贼乃以臣叛君，一旦赦免，其遗祸必然无穷！”
第五琦、严庄亦是同声附和。
到此，再无异议，史家兄弟必须死，唯一的区别就是怎么死。枭首、腰斩、磔杀，最后折衷的选择了腰斩，暴尸！至于，安史家族的子弟，则无一例外，必须全部处死。
实际上这种小事本不用帝国的掌权者亲自议论，但是，首恶的史思明失踪，剿贼未能竟全功，处置史思明的两个儿子就有很大程度是做个世人看的，以此震慑不法之心。
同时，几位帝国重臣又商议了关于卢杞和颜真卿等人的升迁与调动。
严庄提出来的，卢杞在地方上功勋卓着，可调回长安，进入政事堂。颜真卿同样大功在身，封一个宰相的名号也是理所当然的。
自打复丞相旧制以后，左右仆射与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就不再称之为宰相名号，更多的只是以此来彰显地位。
韦见素、第五琦原本就是宰相，丞相取代宰相以后，就只能给他们安排各种具体差事的使职以积蓄行使从前作为宰相时的职权。
所以，除了不具备宰相之名以外，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但没有减小，反而因为使职的加身，事权更重。
秦晋当然清楚，严庄建议调回卢杞的原因。卢杞在河东做节度使已经有四年，打了这么多年仗，在河东地方的威望是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就算有杜甫巡抚河东，恐怕也难免滋生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意外。
许多事情只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可能改变悲惨的结局而走上皆大欢喜的方向。
如果当初朝廷不是过度依赖安禄山，让他在河北深耕十年，又何至于有今日之祸呢？
所以，平乱战争一旦结束，调回卢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接替卢杞的人选，严庄也已经想好了，镇守洛阳的杨行本可以率军北上，镇守范阳，一方面慑服人心，另一方抵挡随时可能南下的契丹人。
河北边界自天宝年间就一直不太平，朝廷与契丹人作战耗费大量的精力，也因此使得安禄山获得了坐大的机会。现在朝廷必须汲取安史之祸的教训，论调掌兵大吏就是第一步。
本来，河北局势尚未完全平稳，秦晋有意让卢杞在河东与河北多待上一年，现在经由韦见素、第五琦、严庄的提醒，便倾向于将其调回长安这个建议。
“河西局势糜烂，卢杞回来以后可以派往河西，有这位百战将军在，定能使陇右免遭连累！”
严庄接连建议官员调动的策略，俱是站在维持稳定的基础之上，他在安禄山幕府多年，亲眼见证了安禄山的崛起与覆灭，自然对个中的许多因由有着深刻的总结。
不过，秦晋的想法与之还是大有区别的。卢杞、裴敬、杨行本等人都是神武军老人，其忠心未必比别人低，关键在于怎么用。
秦晋一直考虑自己西征以后，关于长安留守的人选，卢杞便在考虑之一。
所以，他调回卢杞，不仅仅是出于防止出现藩镇坐大的局面，更多的是给长安复杂的权力做一次稳定的分配，足以支撑到自己西征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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