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即使张诚有阵斩奴贼伪王之奇功，然吴三桂却独得解救锦围的第一功，二人或可有机会平分秋色。
为此，蓟辽总督洪承畴甚至不准备调宣府军兵马，前来参与攻打女儿河的战事，但他却将驻扎在黄土岭一带的神机营前营将士，都调到了石门山下，以求给渡河军队最强力的炮火支援。
张诚对此倒是不以为然，可神机营前营副将符应崇，却气得破口大骂洪承畴是直娘贼。
当然，符应崇不愿归不愿，也就是背后骂两句，而且蓟辽总督的将令他也是不敢不遵，接到调令的第二日，他便整顿军马炮车，告别张诚，向石门山行去。
如此一来，黄土岭这边就只剩张诚与王朴、李辅明的宣大军马驻守。
但王朴的大同军兵马，却是驻扎在黄土岭北侧数里外，按总督洪承畴的军令部署，他这一部兵马将在大战开始之际，沿小凌河向北进军。
大同军要一直向北，进军到女儿河与小凌河交汇处，再看各处战事进展，伺机支援各处，而李辅明的山西军本就兵马不多，且还要驻守娘娘宫与小凌河口，原本就不足使用。
如此，张诚所能调动指挥的军队，就只有自己麾下的宣府镇兵马，且还要驻守黄土岭，防备小凌河对岸的正蓝旗鞑子偷袭。
蓟辽总督洪承畴如此安排，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张诚再立新功，好使吴三桂有机会崭露头角。
对此，张诚不是没有意见，但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军功最着，若凡事仍争在头里，恐怕会引起其他各位总兵大帅的嫉妒，甚至是憎恨。
毕竟不是张诚独领大军作战，还是要顾及到其他各位总兵大帅的想法。
其实，这种情况在大明笔笔皆是，尤其是流贼猖獗之时，往往都是集结数位总兵前去围剿，可一旦那支人马立功甚多后，其他各位总兵非但不受激励，反而表现得更为懈怠。
所以，他就没有在洪承畴跟前争取出战机会，当然张诚也想趁此机会，使自己麾下人马得以休整一番，免得将士们身心疲惫，反会影响到军心士气。
宣府军自入辽以来，尤其是进抵松山之后，各营将士便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虽然几次战事过后，大多已打消此前对于鞑子的恐惧心理。
但连番征战之下，各人精力、体力都是消耗极大，虽说连战连捷很鼓舞士气，然战损也是颇大，完全超过宣府军历次征战的损伤。
所以，各营上至主将，下至军士，也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是极为残酷的，是以失去朝夕相处战友的生命，甚至是亲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现在正可借此时机，使麾下将士得以休整，一些战损过大的营伍，也可趁着这个时间进行一番调整或补充。
张诚这次援辽，除了张广达骑营的辅兵营是正规军士编制外，其余各营也随军待了数百至千余不等的军夫杂役。
这些随军夫役都没有披甲，他们身上穿着的也都不是大红鸳鸯战袄，而是深青色的对襟夹衣，胸前和背后各有一个“夫”字，以显示他们的身份。
他们这些军夫在随军出战前，也都多少参与过营操，甚至有些军夫原本就是各堡的屯军，之所以报名参加军夫，无非就是想跟着混点工钱和赏钱。
要知道，张诚的宣府军从不随意拉壮丁，充作随军夫役，除非是在战事紧急之时，况且就是那时也多会管饱饭，或者发给工钱。
而像这种在大军出征前招募的夫役，那可就有着诸多的规矩，除了最基本的身家清白，有邻里作保以外，还要身强体健，并参加至少三个月的营操方可。
这等条件的壮丁，若是放在别处怕都是合格军士一般的存在了。
其实，张诚又何尝不知道，他这种选拔军夫的方式，也不过是一个折中的办法而已。
因为在大明朝廷里的各镇诸将，不论是一镇总兵，或者协守、分守副将和参将，又或是游击，所领兵马多寡，都是有定额的。
似张诚这等行径，以宣镇副总兵之名而统领数万兵马，可不是一般人敢为之事，毕竟这等行为难逃僭越之嫌。
而大胆如张诚，也是将各营兵马附在张广达、陈铮、张国栋、魏知策等几个游击将军名下，他自己所直接统率的不过只有标营数千人马罢了。
当然这一切的表象，都是为了糊弄朝廷里的那班官僚们罢了，实际上此次援辽的宣府军数万人马，都已经完全被张诚掌控得死死的，包括杨国柱当初统率的万余精兵。
关于御将统军之道，张诚也在慢慢学习，逐渐进步，但他却深知两点，其一便是谁掌握了钱粮，便即掌握了军队；其二能给部下将官们以希望，他们便不会离去，而会为了见证希望一直留在这个队伍之中。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团队之内，必须有一个能够贯彻始终的纲领，同时有一个为大家指引方向的头领。
如此，这个团队才能不断壮大，不断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前来投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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