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山东莱州知府崔恭，接到掖县民妇章王氏的诉状称:
“为谋财坑命事。缘丈夫章炯前往广东贩卖货物，赚得一些银钱，昨日回家，打开包袱，见囊中唯有衣袜鞋帽，数年财本，分毫不见，一时怒气填胸，染成重病，如今奄奄一息，谅难活命。因疑同伴偷去，却苦无证据。如果丈夫因此而死，民妇也难以为生。恳请老大人明察，追回钱财，以教夫妇残生。泣诉。”
崔恭(1409--1479)，字克让，直隶广宗人(今属河北)，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户部主事，出任莱州知府，史称其“居府六年，莱人以比汉之杨震”。
杨震乃是西汉名臣，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为历史上廉吏的代表。将崔恭比作杨震，可见他是个清廉的知府。
按照明代的制度，妇女是不许上公堂的，如今王氏以丈夫病危为名，出头告状，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崔知府直以民之父母自居，按照当时的说法:
“所以爱民如子者，知其饥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劳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与之兴焉，知其害而与之去焉，知其贤而优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内，吾民之好恶无不知而从之焉。”父母官应该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属下之民，岂能够置之不理。
崔知府仔细翻阅诉状，发现与章炯同行去广东者乃是古亲、王业，三人是同去同回。于是发下牌票，拘提此二人，先传讯章王氏，询问情况。
据章王氏讲：与丈夫章炯结婚数年，一直是勤俭持家，因此积攒了一些小资本。有了些钱，就想到发大财。
丈夫认为：我们现在辛辛苦苦地干活，所得不过糊口而终究不能够发家，为子孙创下基业。而我们的左邻右舍，有不少富豪，他们并不是读书做官挣下的家业，而是靠做买卖赚钱。
既然他们能够靠做买卖赚钱，我们又有何不可呢?现在有些小资本，再把家里的房产抵押出去，凑上几十两银子，买些本地特产，长途贩运，如果有造化，也能够赚些钱，或许我们也能够成为富豪。
章王氏则认为：经商固然可以赚钱，但丈夫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孤身一人也太危险了，如果有人能够同行，不但自己能够放心，路上也可以相互照应。
章炯当时就想到了同自己一起长大的古亲、王业，便找他们商量。那二人也想发财，所以一拍即合。
三个人各筹资本，购买些毛笔及草编制品，运送到海边，搭乘顺风船只，前往广东去贩卖。
为什么贩卖毛笔及草编制品呢?因为莱州毛笔在当时小有名气，而用麦秸编成的提篮、草帽、门帘等，更是广东难以见到的。
三个人起身前往广东，虽然说是路途辛苦，贩运艰难，但也算平安。这些货物赚了一些钱，他们又做其他的买卖，才离家两年，居然每个人手中的银子都以百计，等于是获利10倍，如何不开心?
莱州人乡土观念很深，三个人离家日久了，未免思念家乡，更想见妻子儿女。
于是三个人相商，钱赚得差不多了，不如先回家置些产业，安顿好了，再来广东贩卖。
商议已定，三个人日同行，夜同寝，彼此相互扶持，没有出半点纰漏。
当时正是夏日三伏天，三个人来到一处溪水旁边，但见柳荫河畔，水清见底。而此时众人是热汗淋漓，身上好不难受，便商量在此洗个澡。
眼见就快到家乡了，这里又离客栈不远，等洗浴干净，舒舒服服地住进客栈，肯定爽快。
当下众人解衣脱裤，将行李放在岸边，冲到小溪戏水，好不愉快，却不知不觉到了黄昏。
眼见一轮明月东升，天色将晚，众人慌忙上岸，穿上衣服，背上行李，赶往客栈住宿，进店以后，余兴未尽，又要了些酒菜，畅饮一宵，次日便各自赶回家中。
章炯到家，急着向妻子炫耀，当即打开包袱，见囊中唯有衣袜鞋帽，两年多挣下的钱财，全都不见了。
章炯不由得放声大哭，只觉得心中气闷，口吐鲜血，便卧床不起了。为什么一路上都没有事，偏偏快要到家就把钱财丢了呢?
章炯开始怀疑起同伴来，因为没有凭据，便将自己的猜疑告诉妻子。章王氏见丈夫病重，就找代书写了诉状，以谋财坑命的罪名，将古亲、王业告到府衙。
崔知府审讯古亲、王业，这二人辩称:“我们是一起从广东起身，一路同行，彼此照应。章炯两年来辛苦所挣的银子，我们都是亲眼目睹的，我们也挣了银子。我们与他虽然是朋友，却有如兄弟，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疾病相扶持，酒肉共同吃。说实在的，我二人的家财资本比他雄厚，所赚的钱比他多，岂能够谋夺他的银子?再说了，我们要谋财，为什么不在江湖上动手，偏偏等快到家门口，我们才谋夺他的银子呢?恳请大人明察，还我等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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