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我觉得静是吃醋了。当时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就觉得她经常给我不好的脸看，那种板起来的。丽娟劝我善待静，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应该对她发脾气。可是，可能跟我饱受磨难的残损的身体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会变得那么暴躁，经常事后谴责自己，却并不道歉。
我的脾气并不是只对着静发作的。在工作中、社会上，我也越来越多的脾气不良。
我举个例子，一个关键性很强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长大人，而且连续打了我两个东家学校新陆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校长的耳光。两个校长都指责我，说我站在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旗帜上街游行的学生一边是错误立场。一个校长说我亲共，另一个校长干脆说我是共匪。于是我分别地打了这二位的耳光。然后我分别地被这两个学校解聘了。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尽管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处于无间断的重伤风似的状态，体质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举，那还是有份量的。
走出这两个学校，我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
这本来没有问题的了，生活也过得下去。
可是那两个校长大人咽不下那口气，居然分别地去警察局检举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校长检举的内容竟然并不一样，一个说我通共，一个说我是汉奸残余。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的两个学生来到我家。男的叫陈梦海，女的叫吴默然，他们是男女朋友，后来成了夫妻，还都成了着名的翻译家。这是后话。默然有个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后来的话说，还是个中层干部。
他们说：戴老师，出事了，我们刚得到内部消息，警察局已经把您列入了通辑犯的名单里，通辑令明天就会发出。默然补充说，她舅舅喜欢读一些诗，对我有着敬意，特意关照她的。
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都过。三个女人，先是过了两个，接下来还要过第三个。三次当逃犯，路线都是从上海前往香港，时间都是晚上，形式都是连夜出逃。
我携妻带女，第三次连夜去了十六铺码头，赶上了半夜启航的轮船，方向香港。跟前两次一样，走得十分的匆忙。
回到香港后，我一开始还很快就找到了老东家，老行当，以笔名“江思”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读书与出版》。
可是《星岛日报》那时的主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他听说我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通辑犯后，毫不犹豫地就让我当了一次鱿鱼，被炒掉的鱿鱼。
后来想起来，觉得我天生就是属鱿鱼的，到这个锅里被炒，到那个锅里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头都嗞哇乱响。那些锅还有性别，三个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男锅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锅炒我，却让我的骨头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厉害。
最后炒掉我的，是我的静。
最后一次离开《星岛日报》后，我的日子变得拮据得很，我是说，我们一家五口的日子，一个望舒，四个女儿，即一个静加上三个朵。那时静还不到二十，我经常觉得她也是我的女儿，只不过是个会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儿，当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跟丽娟的文静相反，她是活泼天真调皮可爱。我疼她至少不亚于疼三个朵。人说含在嘴里怕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她也含我，高兴愉快的时候，她会把我含得乐不思沪。至于这个“含”字有几个含意，当诗人的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也是诗，诗是不容解释的。
可是调皮的同意词有时候却是任性。一句话不合，她就对着我嚷，甚至尖叫。我们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在我这边，我的性格也是被那些磨难给烧焦了的，炭化了的，特别容易冒烟乃至起火。
一天，我在街上见到静，她的小手竟然牵着一只大手。那是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我沉着冷静地走上去，我问那男的：先生，可以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吗？那小青年说：我姓蔡。不是，先生，你是谁？问我姓名做什么？我说：我是她老公。我一把拉着她的手就走，我后面那小青年没有再发出声音来。我想象得出他的呆怔形态。
到家后，我们大吵了一场。这是每个当男人的都会有的反应。直到我看着我的手，再看看她的小脸，虽然没有肿起来，可是明显地红了一片的脸，轮到我愣住了。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过了好几年，我想起静，我的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的那只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就会想静。我觉得，这两个现象应该有一种内在关系。
我打过人，比如上海那两个校长，还有《星岛日报》那个主编。过后，我的手并没有疼的感觉，相反，我觉得那些个打有一种中医里说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虾米小弟时代的话说，那叫一个爽，怎一个爽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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