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还是我先说吧。我等不及了。
继大哥、二哥的三四十年代之后，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二个高峰。八十年代的诗歌始于我们的朦胧派。我说的“我们”，一般认为以南山哥、舍予姐和我为主要代表。人们说的“朦胧派”，却不是我们自己命名的。而是从批判中产生的。大哥老徐、二哥老戴的诗也都受到过大批判，包括大哥的《再别康桥》，或者二哥的《雨巷》。但几十年上百年后，人们却认识到，这些诗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也是整个中国现代诗的代表作。
我们的诗最早发表在七十年代末，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八十年代初，我们就受到了批判。1980年，权威的诗歌杂志《诗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文章说：当前有些诗歌“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诗歌被文章作者命名为“朦胧体”。之后大家把我和南山哥、舍予姐和其他一些诗人称为“朦胧派”。1982年，诗歌杂志《星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指名道姓地批判了我，主要也是说我写的东西让人不知所云。
这样的批判贯穿了八十年代前期。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许多更年轻的诗人涌现，他们也批判我们，但却是从另一个角度。他们说我们停滞了，因此过时了，这些新诗人以所谓第三代诗人为代表。他们自称为第三代，指的是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代，与大哥、二哥他们那些“解放前”的诗人无关。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写诗的被说成是第一代。我和南山哥、舍予姐们被称为第二代。
我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一些诗歌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经常是对我们的批斗会。批判往往同时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统的，批判我们不想让人读懂，另一个方面是未来的，即所谓第三代诗人，批判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到了虾米小弟的时代，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诗歌，牢牢地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的，并且站在特别高的位置上的，可以说那十来年的诗歌代表几乎只剩下我们这个“朦胧派”了。毋庸讳言，我感到自豪。我甚至感谢那时的那些批判。有批判就有反驳，就象一把来回刷的刷子，刷来刷去，刷出了历史。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上历史课了。我本来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我完全认可并非常感谢舍予姐，她给了我一个“童话诗人”的称号。她在她的《童话诗人—给GC》一诗里这样写我（GC就是我的名字的汉语拼音缩写）：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舍予姐太懂我了。我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在童话里的人，顺带着写了那些童话诗。我简单，天真，甚至有些幼稚。我承认。
懂我的当然不光是舍予姐。
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受到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就象我前面说的，有的人说我写没人能懂的分行的东西，有的人说我太幼稚，是一个过时的人，愧对诗人的称号。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我去对第一伙人解释，就给了第二伙人更多的口实。我对第二伙人辩解，第一伙人就会更加的唾沫飞溅。我当时真的是被困住了，就象被困在诸葛亮的八卦阵里，往左也不是，向右更不行。我的脸都憋成了猪肝，可是我一句话也憋不出来。而那些批判者的脸也跟猪肝似的，对我的激烈批判，让他们自己的脸也都红得发紫了。
这时候，美女救英雄的奇迹出现了。一个女孩子站了起来，她勇敢地、激烈地说：我爱顾城的诗，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大学生都爱顾城的诗，每个人都会背诵《一代人》，还有好多首其它诗歌。如果你们再这样毫无道理地横加指责，我就退出会场。忽然间，她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许多人纷纷地站了起来，站立者遍布会场的各个角落。他说：我也会退出。她说：我也会退出。一时间“退出”之声此起彼伏，那些批判者的脸纷纷地由紫变绿，他们的声音由响变无了。
会后，我走向这个女孩子。我终于看清了她。在她在会场上站起来发表那些英雄言论的时候，我看不清。就象我当年在火车上看不清雷的脸一样。她和她一样的好亮好亮，亮得耀眼，她的脸，她的眼睛。如果我拿出画板来，我会画出她周围所有由紫变绿的脸和所有跟着她站起来说“我也退出”的人，却画不出她来。
后来有人形容这个女孩子说：她面目清秀，两眼灵动有神，面颊白里透红。
这个描述基本准确。但只是基本。面目清秀和两眼灵动有神都对，只是她的面颊是在我站到她的面前时才从白里透出红来的，而且很红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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