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里约热内卢将穷人从市中心隔离出来而专门建立的贫民窟，这片区域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充满生机、色彩、音乐和亢奋的地带；同时，这里也渐渐发展成为一个缺失法律、缺失道德的地带，暴力遮掩了头顶上那一片天空，彷佛将这片区域隔离了出来，形成一片无边无际却又狭窄拘谨的世界，永远逃不出去。
在电影开头那个能够体现出导演精湛技术的段落中，一伙人在一起聚餐，一只活鸡逃了出来，将镜头带到了故事旁白者阿炮的身上，然后阿炮无意之中发现，自己站在了两伙持枪者的中间：一边是帮派，另一边是警/察。
镜头围绕着他旋转起来，背景更迭，青少年阿炮缩水成了一个小男孩，在贫民窟的空地里踢着足球。他说，想要读懂他的故事，就一定要回到最开始，他的哥哥和朋友们组成了少年三侠，过着那种有人称之为罪恶、也有人称之为生存的新生活。
在这一组镜头之中，导演展现了精湛的技巧——旋转的镜头、闪回、色彩从贫民窟的强烈明暗对比转到足球场脏兮兮、亮堂堂的黄色——提醒我们，这是一部少见的视觉上充满生机和创造力的电影。
施特雷洛和摄影师海登-亨特一起，运用快速剪切和灵活的手提摄影，推进剧情时既能保持速度又不乏应有的细节。有时候，这种手段会让电影看上去仅仅只是一团忙乱，但‘上帝之城’就像是我们身临其境一般，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危险或者机遇。
跟随着阿炮的视线，我们逐渐看到了这座上帝之城的全貌，在这里，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社会结构都因贫穷而被破坏。这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都取决于帮派。混帮派的人，死亡率极高，所以首领的年纪也都小得惊人，并且还在持续进一步低龄化，苟延残喘就是生命的唯一价值。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段落中，获胜的首领以他最不可能想到的方式被杀，被他最不可能想到的人杀死。我们看到，从本质上来说，他并非死在某一个人手下，而是死于那种犯罪文化。
但‘上帝之城’之所以出色，就在于电影不仅仅只有冷酷和暴力。阿炮也捕捉到了上帝之城中一些狄更斯式的味道。混乱的生活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有绰号、有个性、有个人标志的人物。类似班尼、类似牛排、类似奥图这样的角色，类似帅奈德、类似小霸王、类似红毛这样的角色，总是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观，将这片无主之地的故事勾勒出宿命的悲怆和戏谑。
电影根据保罗-林斯的小说改编，部分故事更是来源于真实。我们可以看到，阿炮获得了一台照相机，当成宝贝一样，以他一个孩子的有利位置拍着照片，并且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请求一位摄影师把他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结果，他却惊讶地看到了自己拍摄的帮派首领出现在了报纸头版。
‘我被判死刑了’，他心想。但情况却恰恰相反，帮派竟然都很喜欢这抛头露面的机会，纷纷拿出武器带着姑娘来找他拍照。这些情节中都跳动着真实的脉搏，这一点也体现在新当选的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inacio-lula-da-silva）对‘上帝之城’的点评和赞扬之中，他认为这是一次很有必要的改革呼吁！
从真正的暴力层面上来说，‘上帝之城’并没有斯科塞斯的‘纽约黑帮’那么强烈。但两部电影存在某种可比性，在这两部电影中都存在着两座城市：一座是安居乐业、得到法律保护的城市；一座属于那些被抛弃者、那些因为绝望而走到一起的城市。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他们的故事很少有机会被人看到或听到。
‘上帝之城’对他们既不剥削也不蔑视，不为虚假的效果而刻意制造情节，不包含愚蠢的爱情线。它只是用一双充满激/情的、睿智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知道的这一切。从这一点来说，它比‘纽约黑帮’更加优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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