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三年，大宋皇帝赵佶诏颁数年前制定的“宫廷雅乐”《大晟乐》于天下。
向宋、辽两国同时称藩的小国高丽，也“有幸”被赐天朝雅乐。
以刑部侍郎知枢密院奏事李资谅为首的高丽使节团，便是以“谢上国赐乐”的名义出行。
不比仓促立国，没有底蕴的金国和大元，大宋文华鼎盛，极重礼仪。
尤其是外交上，容不得有丝毫的差错。
赵佶登基时，辽国在公文中误将宋帝‘嗣位’写为‘登宝位’，大宋便提出强烈抗议。
辽国两个宰相一个御史中丞因为此事赔上前程。
宰相郑颛贬官出知兴中府事，韩资让为崇义军节度使，
御史中丞韩君义为广顺军节度使。
这种政治习惯下，大宋对各种外交礼仪的规范自然极为细致。
具体明确到各藩属国的进奉使见辞仪，都有详细的流程。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如下：
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俯伏兴讫，归位大起居。
班首出班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搢笏，舞蹈，俯伏兴，再拜。
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
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
如此复杂而严谨的礼仪场合，高丽使臣与大宋天子之间，不可能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除非皇帝有事召见，使臣就只能与鸿胪寺官员打交道。
李资谅入宋前，打定“见日”仪式后，再找机会向鸿胪寺官员，通过话术套取情报。
没想到这事根本不需他操心，“见日”后，鸿胪寺丞便来传话。
三日后，天子御右文殿，策高丽进士。
其后，设鹿鸣宴，赐高丽正使李资谅同宴。
宗主国大宋策高丽进士，百年来独此一回，绝对是了不得的政治大事件。
鹿鸣宴，因在宴礼上演奏升堂乐《诗经·鹿鸣》而得名，本属于吉礼“乡礼”的范畴。
大宋升格到朝堂宫廷宴礼规制，是殿试文武两榜状元设宴团拜的盛典。
而自己这个藩属国使臣作陪鹿鸣宴，在大宋的外交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如此高规格款接待外使的先例。
此事过于蹊跷，李资谅深知自己没有值得大宋天子如此礼遇的资格，皇帝此举，绝对是有要事相授。
而且，他也隐约猜到了天子的想法。
不过，无所谓，皇帝的想法不重要，听听就完了，只要回了国，天子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能借此良机，实现自己此行的目的，则是求之不得。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当代高丽国主王俣即位，立即遣使辽国，上表请封。
但对另一个宗主国大宋，却没有及时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五年后的大观四年，大宋才遣使高丽，宣读天子对高丽国主王俣的册封诏书。
使团正使是王襄，副使为张邦昌。
正使王襄宣读“权高丽国王”（此举是针对高丽未在国书中使用大宋年号的行为）的册封诏书后，
张邦昌又传下一道密谕，奉劝对方应该珍重宗藩之礼，切勿做天朝恼怒之事。
王俣赶紧解释，希望达成谅解。
并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遣使前往汴梁叩见天子，当面致歉。
高丽权臣李资谦利用了这个机会，让自己的弟弟李资谅担当此任。
自睿宗八年（公元1112年）开始，李资谅便多次代表高丽，出使宋、辽两国。
其人第一次出使大宋时，童贯刚从辽国带回提议“联女直伐辽”的赵良嗣。
大宋皇帝赵佶正欲用兵辽国，急切要联络对辽作战的关键盟友——女直人。
早在仁宗和神宗时期，大宋朝廷就制订过联合高丽对抗辽国的战略规划，并实现了部分战略目标。
高丽使臣李资谅来得正是时候，天子很快就想到了仁宗、神宗两朝的战略规划。
欲要借道高丽，出钱粮甲械援助女直人，
武装这帮生番，让他们不断给辽国放血。
天子借机召见了高丽使臣李资谅，提出“闻汝国与女直接壤，后岁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
彼时，持续十余年的曷懒甸争夺战结束不满三年，
在此战中大放血的高丽人，还未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不管对此战观感如何，对女直人都是又恨又惧。
李资谅之兄李资谦，和崔弘嗣等人，都是高丽朝中的“反战派”。
他们正是利用反对旷日持久的曷懒甸之战，将尹瓘、吴延宠等人拉下马的，才上任的。
其人如何能背弃本方利益集团，为远在天边的大宋做这等毫无益处的事？
李资谅只回了一句“女直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便将天子的要求挡了回去。
也正是因为在这事上，受了藩属国使臣的白眼，让赵佶感到非常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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