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夜之事后，经“忠直”臣子们的不懈努力，大宋皇帝终于作出了重大让步。
正月二十一，天子命开封府释放了大部分涉案者，并当场宣布大赦。
但同舟烟花铺人员不在其列，理由是案情还未调查清楚。
一日后，天子连下两诏。
其一，“应元符末上书邪中等人，亦得准依无过人例”。
其二，“监司辄以禁钱买物为苞苴馈献者，论以大不恭”。
第一条，是恢复了部分“元佑党人”的政治待遇。
从崇宁元年定元佑党籍算起，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很多列籍之人都过世了。
还在世的，就算恢复了政治待遇，仕途上基本也没了指望。
此事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表明皇帝逐步放开党禁的谨慎态度。
严格来讲，元佑党事件其实是五十年前熙宁变法新旧党争的延续。
甚至，再往前二十几年的庆历新政也能追溯到一些根源。
到现在为止，党争仍在延续，而且不断变本加厉，还远远看不到其终结的那一天。
第二条，其始作俑者乃是现任大名府知府的梁子美。
十几年前，梁子美任河北路转运使期间，用税款买“北珠”以献皇帝，
梁子美此举颇遭同僚鄙夷，却得到了天子嘉许，然后，其人便一路青云直上，位列宰执。
其后，各路转运使便争相向皇帝进奉“羡余”(实际是搜刮来的财物)，
时至今日，此风越演越烈，已经严重危害到大宋的民生和政治生态。
其危害，比起徐泽记忆中的“生辰纲”，猛烈百倍不止。
天子连下此两道诏令，也算是做出重大让步，很有“诚意”了。
“忠直”臣子们自然见好就收，偃旗息鼓，以等待下次时机。
至于还没有放出的同舟商铺人等，明眼人都知道此事牵扯到尾大不掉的登州军头徐泽，
大宋文人怎么玩都行，但别沾染军队，不然就是自取灭亡，因此，没有人敢在这事上乱发表意见。
由是，上元夜大抓捕造成的政治风波终于平息，唯一的变局只有同舟社的应对了。
两日后，东京城中的大佬们终于等来京东东路的消息，却不是来自登州徐泽。
莱州知州龚孝序急奏：
卧牛山贼人李子义正月十六日突然下山，围攻即墨县城，
提前埋伏在城中的内应趁乱打开城门，即墨县陷落。
莱州兵马为夺回即墨县城，仓促出战，因兵不习阵，两战皆败，只能退守掖县。
贼人趁机裹挟民壮，再陷莱阳城，莱州连失两城，情况危急！
龚孝序一面行文潍、密、登三州，提醒各州稳控属地边境，防范贼军流窜壮大。
并请求朝廷速派精锐大军入莱，剿灭匪乱。
一面又在急奏中隐晦提到，贼人祸乱境内已有数年，
即墨县数次出兵，一直未能剿灭该贼，
除了卧牛山地形复杂，贼人善于用兵，剿之不易外，
还因为临州官军姑息，故意养寇所致。
忽略掉卧牛山贼人“突然冒出”这点细节，
坦白地讲，龚孝序的应对还是中规中矩的。
而且，李子义部贼军下山的时间是正月十六日，
还提前在即墨城中安排了内应，其部准备攻城的时间只会更早，
绝不可能和东京城中的动乱扯上关系，更不可能与同舟社有联系。
因此，接到莱州急奏后，赵佶和一众重臣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莱、密两州姑息养贼，致两县陷落的问题，需待平乱后再追究，
京中同舟商铺羁押人员，也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当前最紧迫的事，是迅速控制莱州境内的贼军，
先防止其进一步做大，再想办法剿灭。
“两府”合议的结果，倾向于调登州第二将入莱平乱。
甚至还有人异想天开，廷议时建议，
趁平乱之时，密诏其余各部兵马，合围徐泽部，迫其缴械，一并解决登州第二将的问题。
此提议引起了皇帝的兴趣，询问枢密使童贯的意见。
童枢密好歹也是统帅西军打过多年仗的老行伍，
清楚纸上谈兵的危害，当即驳斥了此种想当然的言论。
打仗又不是下棋，就算是下棋，棋子多者都未必能胜。
莱州本就多山，地形复杂，地图上的布阵和实际用兵有极大出入。
徐泽部兵马背倚登州，基本不可能将其真正合围。
再则，登州第二将兵马极其悍勇，战力冠绝京东两路，
就算真能合围，也未必能打得过，
反倒是朝廷仓促出兵，根本没有应对逼反徐泽之后的应对措施，
一旦事又不济，京东路将有糜烂之危。
君臣们扯了一整日皮，朝廷最终定下的决心，
还是要先剿匪，至于徐泽的问题，等平乱后再说。
万一老天开眼，徐泽在平乱中被贼军打死，岂不是皆大欢喜？
朝廷诏令京东各州兵马严守境内，防止贼军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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