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在“红五营”的狂飙猛进面前，大宋应对内乱表现出的高效率和大决心，就显得格外无力了。
贼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打残四州禁军，攻破这么多的城池，
且取得了西、南两面打开漕运的“缺口”位置——临沂县。
在贼军表现出的超强战力面前，大宋举一国之力，动员“二十余万”大军，以期一举平灭京东剧贼李子义的计划，实际已经破产了。
且不论减掉实际是用于驻防各地，防止贼人流窜的大部分平乱兵力，
再减掉各军中普遍存在的缺编人数，挤掉这些水分后，
所谓的二十余万平乱大军，最终可以用于正面战场，和贼军拼消耗的真实兵力能有多少？
只说现在，面对贼军的攻必取，战必胜，各地禁军无一合之敌（非禁军序列，又与贼人有旧的广陵盐务巡检司武松部，被人自动忽略了），
除了还在路上的西军，大宋还有几支兵马敢与贼军硬碰硬？
事到如今，就算首批西军星夜兼程，不顾疲劳赶到东京，朝廷也不敢逼迫该部人马立即上阵杀贼了。
贼军已经扩充了人马，首批平乱的西军人数与之相比，就显得不够用了。
靠几千疲惫的西军，打败经历多次血战后进阶的贼军，便是最狂妄的西军将校，也不敢夸海口说自己一定能胜。
反倒是仓促上阵，被打败的可能性很大——不能再给贼人送经验和装备了。
可要是等两批西军到齐再打，贼人早不知道打到了哪里，又发展成多少人了。
当下，临沂陷落后，徐州和淮阳军便在贼军兵锋威胁之下。
慌了神的大宋君臣们这次合议的时间更短，很快就做出了决议。
其一，调集淮南东路、京西北路兵马，火速增援徐州和淮阳军等地，务必确保漕运不失。
其二，继续催促西军兵马参与平乱，
还在路上的第一批人马要加快进度，
尚未开拔的第二批兵马赶紧开拔，
陕西各路还要做好继续抽调第三批兵马平乱的准备。
其三，许京东东路转运使吴汝翼招安贼人之权，且不限招安条件，只求能稳住贼人再说。
其四，派使者从涟水军出海，入之罘湾，催促还在休整的登州第二将赶紧出兵，东出莱州，威胁贼人后路。
很明显，朝廷已经放弃了等西军全部到位后，再集结重兵一举平乱的计划。
转而把最大的希望放在招安上了。
之所以还在催促西军加快行军速度，只是为了应对招安失败，或者招安后贼乱仍有反复的情况。
又或者以招安为借口，拖延时间，等待所有大军集结，预置到位，争取到战略主动，再谈其他。
而催促登州第二将结束休整，再上战场威胁贼军后路，
也只是为了在招安中争取主动权，或者在后续的翻脸中赢得先机。
毕竟，此时不是后世，随便打一个电话，消息就能即时传遍全国的信息时代。
山阻水隔，等朝廷的信使七拐八拐，赶到之罘湾并寻到徐泽时，怕是第一批平乱的西军早就到了东京。
也就是说，朝廷对“还在休整中”的登州第二将，其实也没报多大的希望，
纯粹就是病急乱投医，哪怕多一份渺茫的希望也要争取。
大宋王朝面对内乱，百余年来一直无往不利的“三板斧”，在面对超越时代的军队时，立即现出其其实不过如此的原形。
而身在潍州北海县的假李子义——徐泽，也在为朝廷严重脱节的反应而恼火。
实际上，这一战打到现在，已经彻底脱离了最初的战略规划。
战前，徐泽制定的同舟社扩张计划，大略分为三步：
第一步，红五营起兵，占领莱州即墨、莱阳两县。
为免受战乱波及辖区，登州第二将“被迫”出兵平乱。
大战后，同舟社大军“损伤”严重，不得不退回之罘湾休整。
第一步只存在于战报和奏章上，并没有实际的兵力损耗，只是为了以此战果吸引朝廷的注意。
推动朝廷启动平乱计划，并调西军精锐入京东东路，以荡平“两败俱伤”的“红五营”和同舟社，彻底解除京东隐患。
第二步，等朝廷启动平乱计划，周边各路、州大军调动后，“红五营”再出山，并施展“分身术”。
始终以少量兵力示人，诱导朝廷作出错误判断，妄图围追堵截红五营。
“红五营”则在“高强度连续运动中”，将调动后出现防御缝隙的京东东路禁军挨个修理一遍，
务必要达到京东路禁军以后听到“红五营”之名，腿就哆嗦程度。
第三步，待平乱西军仓促到位，“红五营”再施展“合体术”。
以超越朝廷想象的兵力，一举吃掉大宋朝廷最信赖的力量，实力暴增。
且只要这部西军被吃掉，朝廷短时内将再难抽出大军平乱。
而本就矛盾深重的江南、两淮等地，也会因为京东路的大战鼓舞，趁机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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