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说》和《京东东路密、潍、青、沂四州共建会发展报告》都是宗泽和朱武二人根据徐泽的指导，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才写出的材料，加起来分量不少。
朱提送来饭食时，社首还在翻看宗长史的《大同说》。
“到几时了？”
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徐泽看得很认真，通览一遍后，还认真修改，已然忘记了具体时间。
“社首，戌时四刻刚过。”
徐泽扒了一口饭，边看材料边问：“长史没有出城吧？”
“没有。”
“那好，去请他过来。”
《大同说》是一篇阐述社会发展道路和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文章。
《大同说》开篇描述了无天子无官府的远古社会形态。
不同于儒家的宣传，徐泽（宗泽秉承徐泽之意所作）在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社会并不美好，根本就不值得怀念。
这个时期，人类茹毛饮血，生活质量——活下去都要靠运气的时代，谈什么生活质量？
为了生存，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必须劳动，必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但就算再努力，靠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所得依然极少，饥饱无凭，极少有人能活到自然老死。
若是有人不信，可以自行前往海东大岛，真实体验一下原始生番的生活状态。
后来，人类驯化了各种作物和禽兽，发明了众多的工具，生产大进步，部族慢慢有了积余，生活才开始改善。
人类之所以能战胜各种自然风险挑战，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即便在人类社会早期也存在。
有了积余后，族人将自己劳动所得的一部分用以供养脱产的首领和祭祀，首领、祭祀则回报族人公共服务的产品——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组织族人开垦荒山、驱逐野兽、治理洪水，以改造生存环境，让大部分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做得好的首领得到拥护，做得不好的首领必须引咎辞职，是为选贤任能。
其后，生产力再度发展，部族逐渐扩大，变成了国家。
再靠首领、祭祀已经管不过来了，于是有了国主和各级官吏（封君）。
国主的交接有多种方式，有的仍在坚持选贤任能，有的兄终弟及，有的父子相承，历史选择了最稳定的形式——父子相承。
以后还会回到更有效率的传承方式——选贤任能。
但这要社会高度发展，百姓普遍受到良好教育，认知能力极大提高，且信息相对透明的未来社会才行。
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平衡，也不具有唯一性，实际上，有很多个方向。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政权采取其他的传承方式。
比如契丹人立国之前的大贺氏族联盟，就是每隔三年，在八个联盟部族中选一人作为联盟首领——典型的选贤任能；
而正在与辽国大战的金国政权，则是兄终弟及（其实大宋立国之初也是这种现象，并留下了“金匮之盟”悬案）。
但不管社会处在哪个阶段，使用哪种交接方式，都改变不了政权的本质：
百姓以钱粮、徭役等方式供养国家和官府，国家则提供安全、生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种公共服务产品。
判断国家（王朝）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种类和数量。
以这条标准来衡量，华夏自有文字可考的周朝开始，国家的组织形式一直在进步，惠及的百姓越来越多，为纳税百姓提供的服务产品也越来越齐全。
但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期间也有一些倒行逆施的政权——都没有长久的国祚。
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千年以后，大同可期。
大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徐泽在《大同说》中隐约提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期的游牧、渔猎政权，组织形态与华夏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什么“教化”。
但他没有提阶级论，因为这是徐泽和他的同舟社驾驭不了的力量，也是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封杀的理论。
传播不了的理论，写得再深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大同说》中，徐泽贴心地为大宋解决了立国合法性的问题——结束乱世，建立了自古以来提供最多公共服务产品的王朝。
这一点即便是贩夫走卒也能听得懂，比玄之又玄的五德循环理论靠谱多了。
但赵佶等人绝不会感激他，因为大宋立国已经百余年，有没有这套理论，赵氏的地位其他人暂时都无法撼动，立国合法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而且，此文在给予合法性的同时，也给现在的大宋判了死刑。
大宋已经堕落，百姓上交的税收越来越多，官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的钱财被赵氏和各级官吏用于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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