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所说的“再走朝廷的老路”，其实就是计划在登州变更税法试点之事。
徐泽并没有另行一套，参照后世“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之类的“成功做法”，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同舟社暂时不具备落实这些政策的条件。
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做，步子迈得太大，不仅是会扯到蛋的问题。
幻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把所有人都一网捞干净，只会造成一种结果——所有人都选择对抗。
没人做事，再好的政策落不了地，也会变成一张废纸。
黄德得到的消息，是同舟社又要施行朝廷已经废止的方田均税法，所以，他才有这一说。
方田均税法属于熙丰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此法并不完全是主持变法的王安石首创。
早在仁宗景佑年间，大理寺郭谘便首创了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的千步方田法，并在洛州肥乡县试行。
结果，仅这一县之地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四百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一百家，收逃漏税款八十万。
熙宁五年，司农寺根据王安石的提议，制定《方田均税条约》，该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
“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壤肥瘠定为五等（次年改为十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是年，此法在京东、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推行，清丈了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田地，占当时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
此法沉重打击了隐田逃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
后来却因清丈繁难，滋弊颇多，加之豪强地主极力反对而废止。
赵佶登基以后，为了增收，又在蔡京的主持下，数次启、罢方田均税法。
实际上，徐泽并没有完全照搬方田均税法，他将此法中做了两点修改。
第一点是“倒退”，将过于繁杂“十等田”定税，重新改为五等。
大宋将五等改十等，是为了多收税。
结果一些官吏为了多收税出政绩，故意将一些地的等级上浮一两等，而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可能是豪富之家，由此造成很多问题，朝廷多得的税钱远不够弥补其造成的危害。
徐泽复行此法，主要是为了打击隐田逃税，抑制兼并之趋势，并没想要这些“小钱”而敲骨吸髓。
大宋在丰富税种上做了很多尝试，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虽然大宋此举主观上就是为了从百姓身上刮钱，刮更多的钱。
但客观上，的确丰富了王朝的税收体系，不至于一旦遇到危机，就逮着农税这支瘦羊死薅。
在徐泽的构想中，未来同舟社对工、商的投入和产出会越来越大，国家将逐步削减农税，促进农民增收，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使国内市场良性循环。
在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华夏区内部市场的吞吐量是远大于已知世界的消费总和的，必须优先盘活内部市场。
第二点，则是创新和嫁接，依据田主拥有土地的等级和多寡，制定不同的税收征收比率，田越多，征税比率越大（还有配套政策防止地主将税钱转嫁给佃农）。
传统农业，其实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产业，极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减产甚至绝收。
豪强富户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并，田地越来越多，并不是他们更善于经营，而是因为其有钱有势，能通过各种手段免税或偷税，并有足够的积蓄抵御很多小民抵御不了的风险。
遇到灾荒之年，破产的小民以田产投托豪强求生，官府一般会睁只眼闭只眼，不然的话，光靠官府一力赈灾，只能是杯水车薪。
徐泽一方面让隐田显形，一方面又梯级征税，摆明了就是要拉拢中小地主（代表此时的先进生产力）以下的阶级，朝死里整大地主豪强。
但这一点“创新”上，之前的培训中，徐泽并没有明确告知。
因此，辛介甫听了黄德的话后，有些错愕，拱手道：“物生兄，何出此言？”
见老友装糊涂，黄德只能把话挑明。
“正诚兄，你如今很久不经稼穑，可当年李俭与你为了几亩荒滩起冲突的事，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当年辛、李二家起冲突的荒滩其实不止“几亩”，但黄德这话的重点不在这上面，他是提醒辛介甫莫要忘记土地是百姓的命根子。
任何人想在土地上做文章，不管哪一部分百姓得了利，最终都会侵害另一部分百姓的利益。
当年的李俭和辛介甫为了“几亩荒滩”起冲突，同舟社如今改变税法，损害的可不是一家两家的利益，就不担心起冲突？
辛介甫知道黄德话中未尽之意，但屁股决定思路，其人的利益已经与徐泽捆绑到了一起，眼界和格局自然不是还盯着“几亩荒滩”的黄德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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