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的确稳得住，直到第一批州、县级官员轮训结束，他才通报了登州大户叛乱的具体情况。
这次叛乱的起因，是即将开始的税法改革试点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相互串联，并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发动叛乱。
叛乱的目地是推翻同舟社在登州的统治，建立大户们自己主导的政权体系。
嗯，他们的供词上就是这么说的。
贼人相互勾结，各出人手，预置了近五百人于之罘湾多处民宅之中。
入夜后，又先放火，以吸引官兵注意力，计划多点发动，打赶出军营救火的官兵一个措手不急。
怎奈驻之罘官兵战备意识强，反应迅速，救火还携带武器，而且第一时间控制现场。
官兵不仅扑灭了火势，还挫败了贼人的袭击，当场击杀了大部分的叛乱人员，并封锁了叛乱区域。
收到之罘急报后，知登州事龚孝序行动果决，立即宣布登州进入戒备状态，并亲自带领蓬莱县驻守的官军出营抓捕叛乱人员，仅用一天时间就彻底平定了全境叛乱。
徐泽刻意隐瞒了自己预置数营兵力于登州各地，以及贼人寻孙立为“内应”反被朱武、李逵等人利用这些事。
尽管此举确实达到了吸引贼人自己暴露叛乱行径，促使其集中骨干力量，以方便官军一网打尽之目的，有效控制了叛乱波范围和规模，将叛乱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小程度。
但此种手段偏于阴谋算计，不能鼓励其他官员效仿。
徐泽没有精神洁癖，并不在乎什么阴谋阳谋，与敌争斗中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取天下的过程要王霸相杂，尽量少用诡道。
阴谋诡计虽然好用，但用多了，会为日后治理天下埋下很多隐患。
对叛乱人员的处置，经监曹曹首孙石核定，法曹曹首裴宣裁决，判处如下：
余四海、钱承恭、黄德三人为骨干分子，煽动叛乱，冲击军营，本族参与叛乱者众，罪大恶极，皆夷三族；
其余胁从叛乱的四家，阴备兵甲，但尚未发动即被缴械，诛家主及参与之罘叛乱者，籍没其家产，剩余直系亲属尽皆流放海东郡。
李、陈两家家主被余四海绑架，但部分护院参与之罘叛乱，叛乱者诛，家主坐监，并罚没部分家产。
徐泽收到裴宣的判处意见后，动用社首掌握的赦免权，免除了对李、陈两家家主的处罚。
二人感恩戴德，皆表态积极支持税改，并受知登州事龚孝序之邀，配合官府“讨论”税法改革相关条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对于叛乱骨干余、黄、钱三家的判决，裴宣秉承了徐泽之前有交代，重典当用，但勿要滥用。
后世已经没了夷族之刑，此刑即指一人犯罪，诛灭亲族，一般有夷三族、五族、七族和九族，夷三族是最轻的处罚。
赵宋上承混乱黑暗的五代乱世，立国时，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为了震慑不法，滥用了很多野蛮酷刑。
比如，沿用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的刑罚，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
此刑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却是汉代就已经废除的肉刑复活。
《宋刑统》规定的死刑有绞、斩两种形式，后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
因国内矛盾众多，民怨深重，为震慑人心，镇压民众反抗，赵宋又于法外施用了腰斩、凌迟、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酷刑。
徐泽并非嗜杀之人，自掌兵以来，一直慎用武力和重刑。
以徐泽的本心，其实并不想施用夷族这等酷烈手段。
但乱世当用重典，同舟社虽掌管登州数年，很多百姓对刑罚的认知却还停留在赵宋，不施用重刑难以震慑人心。
若不能一次性达到震慑效果，搞不好以后还会人以身试法，会死更多的人。
夷一族是为震百族，怀小仁只会害大仁。
徐泽并没有通报登州税法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一众官员也没有追问，因为没有问的必要。
经过这段时间的轮训，他们已经明白，同舟社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任何政治势力，真正的根基在底层，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解决治下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不畅的问题。
不仅要重新打通由下到上的晋升通道，还要确保这条通道长期畅通，就必须由上有下流通，以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税法改革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证明，这一手段很多人并不认同，作为同舟社“根基之地”的登州改革还没开始便发生叛乱，就是明证。
但徐泽不在乎社会上层的认同——这是造反派和改革派的本质区别，同舟社治下，徐泽有信心也有实力镇压所有叛乱。
正如其人对朱武所说那样：同舟社可以选择造反的方式是温和还是暴烈，被造反者却没权力讨价还价，要么主动配合，要么接受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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