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的目标，是通过清田、收田、度田、授田的流程，配合田底、田面权分离的永佃制度，逐步实现大部分土地资源的国有化。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一撮而就，徐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稳得住。
实际上，赵宋原本的官田也是有部分交由农民永佃的（比如康狸一家租种的学田），同舟社的做法与赵宋一致，只是换了“东家”而已，百姓对此很容易接受。
而且，赵宋官田永佃权还可以转让和出售，“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就是老佃户明码标价，将佃种权转让给新佃户承佃。
既然田面可以如同完整所有权的土地一样转让和交易，自然就会产生其他的经济形态，比如包佃。
所谓包佃，即某人从官府那里承包土地的租佃权，再把土地转租给其他农户耕种，简单点说，这人就是“二地主”。
这种情况还不少，甚至为了在官府手中拿到包佃权，准“二地主”们还要相互竞争，送钱拼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火爆的情况，自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百姓不管佃种官田还是民田，都要缴纳佃租。
而田租是要远高于朝廷田税的，这才是赵宋不遗余力增加官田的动力所在，徐泽也没打算改变这一现状。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要讲究投入和产出比，若是没有好处，政策的执行就会大打折扣，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荒废。
维持正向的投出比，有利于保证政策长期贯彻执行，防止人亡政息。
不过，他还是做了适当改进，说来也简单，就是减少部分官田地租。
此举既是为了减轻佃农负担，增加其积蓄和消费能力，进一步盘活国内市场，也旨在打击土地兼并。
地主也是要种地的，大批小地主都会亲自耕种，他们可以算是勤劳致富的代表。
但大地主已经脱离了劳动，全靠佃农耕作收租获利。
此时的佃农不比隋唐以前的徒附，人身相对自由，和地主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官府的佃租更少，佃农又不是傻子，当然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没人佃种自家土地，小地主受到的影响很少，大地主却不行，只能跟着减少地租，以保证继续经营。
这就是同舟社必须掌握大量公产的原因之一，手中没有大量官田，靠行政命令强迫地主降租，难度大、效果差，还容易反弹。
同舟社拥有官田的田底，调整“自己的”地租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而地主跟着调整地租后，其收益就会相应减少，再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破产的几率便会大增。
另一方面，在同舟社的治下，隐田偷税的难度骤增，其中的风险也更是承受不起。
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就会急剧下降。
以此，便可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逆流动。
徐泽并没有想把事情做绝，此项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打击土地兼并的主力——大地主。
但对代表此时先进生产力的小地主则轻轻放过，对自耕农更是没什么影响，再配合其他优惠政策，必然能鼓励小地主和自耕农勤劳致富。
即便是近千年后的新华夏改革开放初期，家庭式劳作仍是农耕的最优解。
所以，在同舟社治下，保留大量自耕农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大政。
衡量任何经营方式先进与否，主要看其是否能合理利用社会资源，能否达到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其中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劳动者能否与生产资料自由结合，更自由的供需关系，才有更强的经济活力。
不管是发展农业，还是鼓励工商，都需要相对灵活的户籍制度相配合。
所以，同舟社还继承了赵宋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的部分条款。
徐泽虽然计划将土地逐步收归国有，却不希望把大部分人都束缚在土地上。
这方面，赵宋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且积累了不少经验，没必要因为改朝换代，就故意开历史倒车。
同舟社治下的人口同样可以自由流动，但每个人入学前（主要是考虑此时颇高的幼儿夭折率），必须到官府建立户籍资料，不然的话，无法享受国家关于入学、授田等方面的福利。
徐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类似后世的身份证制度，只是受很多条件的制约，暂时还做不到这一步。
至此为止，登州农业税法改革暂时告一段落。
所有改革政策落地后，知登州事龚孝序根基同舟社社首徐泽的批示，宣布了最后一项政策调整：全州所有田地减两成农税。
堪比上古治世的清廉吏治（相比起赵宋的吏治，的确可以堪比上古治世），数年持续投入农业基础建设的作用发挥，还有鼓励养田的制度等等，
这一系列的利好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同舟社治下种田的合法所得，要远高于赵宋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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