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路，秀州治所嘉兴县。
“元帅，那狗官又上城了，让我上去射死他！”
见到秀州知州王子武再次上城鼓舞巡城鼓舞士气，城下的义军头目庞万春立即向北路军元帅方七佛请命。
方七佛的眼力比起有神射之称的庞万春差不了多少，自然也注意到城墙上的动静，其人看了看城墙上警惕的官兵，摇了摇头。
“算了，官兵站在城墙上，弓弩射得更远，不能再折损老兄弟了。”
“可是，元帅，我们已经在嘉兴城下——”
“我知道，急什么急！这狗官的小命先存着，老子带了这么多的人过来，还怕攻不下这座破城！”
方七佛打断了庞万春的话，他话说得很硬，其实心里也有些毛糙了。
其人引大军前来，结果打了整整四天，还拿不下嘉兴县，方七佛心里也有些焦急，但急也没用，“义军”士气虽高却难维持，强要蚁附攻城，死的人多了，士气会狂降。
圣公起事已经三个多月，取下杭州之后，就回到清溪县集中精力治理越来越乱的“国政”了，前线打仗的事，基本丢给了方七佛、方杰、王寅这些“元帅”。
方腊当初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攻破了六个州，其后一个月，坐拥六州的“义军”却只拿下了一个越州，还是从婺州出发的鲁智深、王英部“偏师”。
不是方腊不想继续攻城拔寨，而是他遇到了大麻烦，没办法再如起事之处那般狂飙猛进了。
如同滚雪球下山一般，初时还可以轻易控制，到后来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任何试图为其降速的人都会被其无情碾压。
任何事物急剧发展都会有弊端，方腊领导的“义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由最初临时拼凑的千余人到后来的数十万，扩张之速，世所罕见，问题自然一大堆。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组织度低，军纪极差，若是找不到某部“兵马”的头目，就是其“上上级”也很难对其有效管理。
方腊领导明教这么多年，并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危害，他也想过整顿军纪，加强组织建设，但都因为缺“人”越整越难，而不得不放弃。
甚至，因为“义军”结构松散、组织度低、军纪极差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其人都不清楚自己的“永乐”政权治下究竟有多少人，又有多少“兵马”。
圣公方腊领导的明教“起义”，至今为止，都没能给深受朝廷暴政的百姓带来光明，却带着他们一起释放人性中的极恶，让本就昏暗的两浙路越来越黑暗。
为了仇恨，为了财富，甚至只是为了放纵内心潜藏的情欲和破坏欲，每天都有人在纵恶作案，每天都有人醉生忘死，每天都有有罪或无辜的人受到“净化”。
这种混乱状态对各地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首当其冲是生存艰难的下户，但上户看不到社会秩序恢复的可能也开始厌倦，原本只是中立观望的士绅地主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倒向了官府一方。
方腊率众屠钱塘城，展现自己的“霸道”之后，不仅没能获得社会精英的投靠，反而将这些人推到了更坚定的对立面。
就在上个月，永乐政权之下的祁门、常山、龙泉等县，因为本地上户的鼓动先后发生了叛乱。
而朝廷一方，在天子下诏砍了几个贻误战机或弃城而走的武将，并将其家眷没入教坊司后，各地官员终于意识到自身职责所在，再不敢有半点大意。
各地对方腊放弃了幻想的士绅纷纷们捐款纳粮，积极支持官府备战。
官府则一面征集青壮紧急编练，一面修缮城防设施，一面还加强境内治安，严厉打击明教活动。
此消彼长之下，“义军”攻城略地受到的阻碍便大大增加。
起事之初，只要组织万余手握锄头棍棒的“义军”，站在城下喊几声官兵就弃守而逃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每一座城池，甚至坞堡，都要拿人命去填。
方七佛便是引六万“大军”，将嘉兴县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是换成两个月前，守军见到这么多敌人，早就跑掉了。
但如今秀州守军死不投降，知州王子武更是不顾危险，每天都上城鼓舞士气。
“义军”缺少攻坚手段，面对这种人力充足的“坚固”城池，劝降、蚁附、冲车等方法用尽，守军都坚决反击，便束手无策了。
顿兵坚城，对士气的打击极大，而且大军在外极难约束，每天都有头目自行带人离开“筹集粮草”，又不断有人来投靠圣公。
身为“元帅”，方七佛不仅要承受攻城不利的压力，还要想办法维持越来越差的军纪，每在嘉兴城下多待一天，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都说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元帅发了话，众头目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意见。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众人之长，还真找到了破局的办法。
说来也简单，方七佛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乃是之前是急于求成，幻想秀州诸县的官兵和其他州县一样不敢抵抗“义军”，没有做好长期围城的准备才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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