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徐泽统帅大军回到诸城时，京东东路的动荡已经彻底平息。
除了极少数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绅找到社首，状告长史宗泽擅权致治下民乱、李逵擅杀灭多家大户满门外，其余人都明智的选择了闭口不言。
这些告状者并非都是恶意的“反面派”，因个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异。
或是因为利益相关，不得不跳出来，不能不跳出来，不敢不跳出来；
或是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泽的注意，好在欣欣向荣的同舟社中博取一个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忧国忧民，真的为了同舟社的长治久安建言。
对所有状告，徐都选择了“留中不发”。
同舟社尚未建国，徐泽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辖范围内，他已经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动作都会被很多人深入解读。
“留中不发”并不是对此事不管不顾，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态度，懂的人自然懂。
经历此次大乱之后，京东社会氛围也没有平乱之前那么“和谐”了。
一些底层百姓变得更激进，而没有参与叛乱的大部分豪族大户则变得更谨慎。
这一点很正常，徐泽也早有预料。
潜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时才会再爆发，或是在潜藏中被消灭，就看他的手段了。
详细了解各地叛乱始末，并处理完这段时日积压的政务后，徐泽就离开了诸城。
到各地检查随大军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状况，顺便考察各地的共建会建设和税改落实情况，同行的演出队也带来了新排练的节目。
社首仿佛根本不在意大户叛乱和平乱之事，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没有意见本身就是意见。
检查的途中，徐泽陆续颁布了三条“社首令”：
其一，“处罚令”。
京东东路规模庞大的抗税叛乱，也有不少官吏牵涉其中。
有些与大户利益相连，或是大户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乱的大户牵连；
有些则是看不清形势，两头押宝，为大户通风报信，奔走呼号；
有些“心怀忠义”，不忘旧主，身在徐营心在赵……
不教而诛是为虐，徐泽虽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却一直很讲“规矩”。
打天下的关键时刻，徐泽不惜利用战略欺骗也要争取时间，举办官吏轮训、组织巡视巡察，改革考绩目标等等，以整顿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看不清形势，逆潮流而动，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牵涉叛乱的官吏，无论文武，皆由法曹和监曹依据相关法度处罚。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没有“不杀士大夫”的“好传统”。
不想妄丢前程和性命，就要积极适应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则，活在新世界，还想延续老传统，谈都别谈！
其二，“减税令”。
在赵宋高额的税收基础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税削减三成，以后还要逐步论证削减相应的钱、役、献、捐等不合理税种。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户到大地主在内的所有阶层，以占据道义制高点，为的还是进一步强力推进梯级税制。
减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藏富于民”，历史上所有执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终富了的都是极少数人。
而财富过度集中，官府通过税收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少，没办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王朝便会逐渐走向死亡。
“减税”的最终目的恰恰是通过减掉不合理的朝廷实际也收不到手苛捐杂税，为中下层百姓增收，扩大内部消费市场，增加工作岗位和税种，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创造条件，从而做大经济总量，以创造更多的税基点。
而对各行业龙头和掌握社会财富的上层，则要通过梯级税制收取更多赋税，并限制其发展。
以此，双管齐下，不断增加政府总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资源的政府，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再分配中，从而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财富只会追逐更多的财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来的富豪们“自觉投身公益事业”，或许某些个体可能做得到，但就整个富豪阶层来说，绝不可能。
税收和再分配是延续王朝命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绝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对于农税“一刀切”的总体减三成，工商层面的税种和税率调整就要复杂得多，但总体上也降了大约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会财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旧体制下，百姓有钱后，除了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外，基本没有更好更稳定的盈利兴家手段了。
社会各阶层有了钱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钱，有钱再买地，以此循环，成了死结。
打破这种死循环，不能野蛮的杀杀杀，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话，掌握大量闲置资金的豪族大户出于种种顾虑，也会不断挖地窖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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