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东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管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出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头，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点战争红利，得以转移部分社会矛盾。
而处于准前线又坚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巨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处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顶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为了备战灭辽和削弱各地的反叛潜力，金国对新征服之地的抽丁和征税又极重。
长期的怨气堆积，终于在金军又一次的抽丁征粮中爆发，暴动的兴中府和宜州百姓杀死了金人派来的官员，赶跑了驻守镇压的军队。
得益于去年耶律大石和耶律阿息保在金国腹地的搅风搅雨，金国各地驻守维稳的兵力分布更加合理，反应也更快，但这次叛乱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
叛乱后的兴中府和宜州官民自知无法对抗即将反扑的金军，为求自保，向南面的锦州派出了使者，请求归附大同。
驻守锦州的武松早得过徐泽的吩咐，自然不会破坏同金两国之间的盟约而为叛乱的金人做这等冤大头，当即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他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其人一面派快马返回燕京汇报此事，一面又派使者前往建州，向前来平乱的金军统帅完颜昌（本名挞懒）表达大同方面对兴中府和宜州百姓遭迫害一事的严重关切。
完颜昌害怕引发两军大战，只能逗留建州，派信使请大圣皇帝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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