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殿前司捧日、天武两军外，禁军其余各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
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却是“元戎（主将）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还有，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锐意改革王朝积弊，便下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势，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军将士更戍河东路，能不能解决河东路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陕西诸路肯定会先闹出大乱子。
很明显，当官胜于做事的王宣抚就没想解决河东路的问题，其人这就是在甩锅，就是不想在河东路继续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还不能因此惩治王安中，甚至还得好言安抚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军大败于太原府，同军又逼降并迁走府州折氏后，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东路已经站稳了脚跟。
太原府的同军若想继续南下，河东兵马绝对挡不住。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东路这个泥沼中继续浪费人力物力。
而是尽量维持同宋两国的和平关系，以争取更多时间，重新构筑多级防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最缺的不仅有紧迫的时间，还有维持社稷存续的宝贵人心。
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臣子和军民对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么就越宣扬什么，对大宋这种屡屡败于外敌的王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百年顽敌的夏国献表称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还别说，差点让他们逮着了机会。
半年前，带族人南迁的折彦质向朝廷上奏了夏军趁河东大战入侵丰州一事。
随后，大同却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与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时，便明确将夏军侵占的地盘也划了过去。
以此推测，同夏两国应该打过仗，而且夏国战败了，被迫退出了河东路。
教主道君皇帝认定夏国得罪了强敌已然走投无路，乃给坐镇陕西的豫国公童贯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劝夏人派使来宋，商议宋夏两国联手遏制大同之事。
彼时，夏国正占着辽国的土地，还与金、同两国干过仗，形势极度不妙。
尽管退出河东路丰州并向大同赔礼道歉后，正乾皇帝就没有再穷究小国的责任。
但夏人此举就是在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个时候确实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贯的邀请后，夏主李乾顺便以贺天宁节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宁节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诞辰十月初十，彼时才是六月份，时间显然太早。
不过，李乾顺只要一个派使大宋的体面借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会在这事上计较。
因为其人真正的生日并不是十月初十，而是五月初五，乃是传说中的“恶日”。
东汉王充所撰《论衡》云“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
又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同时代的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亦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生于五月初五日的赵佶幼时就曾被送到宫外抚养，以免在宫中妨害父母。
其人登基后，便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为“天宁节”，还制定了隆重繁琐的上寿礼仪，希冀借此祛邪趋吉。
宋夏相争百余年，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两国严重缺乏政治互信。
夏主李乾顺虽然接受了童贯的邀请，却根本不信宋人会与本国联手抗同。
退一步讲，就算教主道君皇帝真有此意，他也信不过一打大仗就拉垮的宋军。
因此，其人交给使者的任务是稳住宋人，阻止他们借机讹诈夏国。
若是大宋朝廷咄咄逼人，开得加码太高，夏国就投靠大同转而威胁大宋。
结果证实了李乾顺的猜想。
夏使到达东京后，赵佶安排了几个臣子一番威逼利诱，要求夏国对照之前事辽的规矩，向大宋进誓表纳款。
若夏人照办，大宋则承诺为其从中斡旋，保证同、金两国不敢欺凌夏国。
可惜，夏使早就得了国主的明确吩咐，坚决不肯接受大宋的外交讹诈，被逼急了就以本国投靠大同攻宋相威胁。
眼见硬的不行，大宋君臣又只能来软的，对夏使贿以重利，并授其誓诏，夏使却是脑子一根筋，仍坚辞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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