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放弃这种吃里扒外的家奴，以换取臣子和敌人的原谅，教主道君皇帝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勤勉奉公的谭太尉还不知道自己被皇帝出卖了，其人这段时日整天泡在官衙中处理公务，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府，就收到了自己被罢免的诏令。
而随天使同时送达的，还有三尺白绫——天子是一刻都不想给其人多留。
在大宋，一个失去了皇帝宠信的宦官，哪怕是贵为双节度使的太尉，面对君要臣死的结果也没有半点反抗的可能。
谭稹临死前有没有悔恨，又说了啥，没有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能确定的是，其人一头白发的首级被石灰腌渍过后照样丑陋，并不比死于河东的辽地归来人好看半点。
相比起河东路这几年死于战乱和灾荒的十余万冤魂，谭稹的这点冤屈也算不了啥。
当王黼带着谭稹的首级北上燕京请求正乾皇帝宽恕大宋时，教主道君皇帝也积极做着自救的准备。
徐泽之前几次率军威胁开封府，都没有打到东京城下，却不代表这次也会一样。
赵佶不敢盲目相信众臣的分析结果，更不敢被动等待同宋两国的谈判结果出来。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大同立国近两年，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
大同这两年接连慑服了高丽、日本、夏国等国，鬼知道徐泽是不是与金国也达成了某种协议稳定了后方，已经做好了南下吞并大宋的准备。
谁敢保证同军这次的目标就一定是河东路，而不是整个大宋？
以同宋两军实力的巨大差距，徐泽只要率大军南下，大宋莫说守住河东路，就连国都开封府也别想守得住。
开封府的防御体系实在太脆弱了，且离大同帝国的边境太近，同军若是发动突袭，只需数日时间便能击穿滑州防线兵临东京城下，这段根本不够大宋朝廷做出反应。
臣子们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到刀枪临身的那一刻就不愿迁都，教主道君皇帝万金之躯，却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为了应对最复杂的情况，赵佶做了多手准备。
其一，派出皇子分居各路州。
大宋不是大唐，对宗亲的防范极为严格，就连太子都只是摆设。
没有天子的授权，皇子就算到了地方，既不能干涉政务也不能调动大军。
教主道君皇帝此举，还是为了应对最危急局面。
万一徐泽不按常理出牌，再次突袭开封府，赵氏子孙总不至于被同军一网打尽。
有皇子再外，大宋社稷不绝，各地还会奋起反抗，至少能令敌人有所忌惮。
三年前，朝廷大军败于南乐镇，同军兵威开封府，天子就曾遣了诸子分居各地。
有此先例，这一次倒是没有遭遇多大的阻力就通过了。
其二，下诏因河东大战，朝廷两次重建京营禁军，耗费无数，国库已空，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闽、广并纳免夫钱，期以两月纳足，违者从军法。
此诏一下，立即招致群臣反对，纷纷上书劝谏。
教主道君皇帝却不为所动，反而以去年诸路漕臣坐上供钱物不足，贬秩二十二人。
其后，天子又诏宗室、后妃戚里、宰执之家一律敷纳免夫钱。
如此一来，凡大宋子民，无论贵贱皆要交钱纳税共度时艰，民间反对的声音才小了些，宗室贵人们却跑到宫内哭穷。
有宋一朝，天家向来都是防着自己本家比外臣还要严。
赵佶更是如此，不仅没有理会这些胡搅蛮缠的宗亲，反将有渎职嫌疑的大宗正司正卿和少卿叫到跟前臭批了一顿。
这招果然好使，大宗正司开始动真格后，闹事的宗亲很快便作鸟兽散。
赵氏子孙们不理解皇帝，以为赵佶想钱想疯了，刮地皮都刮到了自己家里。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教主道君皇帝这次拼命刮钱真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是未雨绸缪，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
徐泽随时都可能率军南下的情况下，靠禁军根本打不赢敌人，要是国库还没钱，大宋拿什么对（乞）抗（求）强（撤）敌（军）？
其三，准皇太子上朝，除赵桓开封府尹。
两年前，因大宋无视大同的“严正交涉”，正乾皇帝提兵攻入滑州威胁开封府。
危急关头，教主道君皇帝匆忙派公相蔡京携皇太子赵桓入同营签署卖国协议，劝正乾皇帝退兵。
协议签署后，蔡京回到东京复命，赵桓却被徐泽扣留为质，以督促大宋认真履行协议。
没想到，进入河东路传旨的职方员外郎秦桧胆大包天，无视两国刚刚签署的协议，蛊惑郭仲恂攻击按协议进入代州清查归来人的同军，引发了河东大战。
盛怒的正乾皇帝乃命赵桓以大宋储君的身份上书教主道君皇帝，质疑大宋背信弃义，君不君臣不臣，不配拥有万里江山。
赵桓的上书使得形势本就不利的大宋朝廷彻底陷入被动，只能坐视同军长驱直入，被迫割占代、忻、宪、宁化等军州，仍不能平息正乾皇帝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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