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若是反应过激，不等大同来攻便调动大军于两国边境，会不会授人以柄，给大同送上入侵自己的借口？
而且，同宋两国的边境线过于漫长，大宋又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从河东到京东，从淮南到江南，处处都可能是同军突破的方向。
对军力孱弱的大宋来说，处处设防便是处处都防不住，没有摸清同军真正的目标前，确实不宜盲目调整防务。
过去的几年里，同宋两军数次爆发大战，宋军都是输在被同军牵着鼻子来回奔波上，将士们对和同军进行运动战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朝廷此时若仓促调集大军增援京东西路，未必防得住同军西进。
而敌军若是将计就计，在京东西路以部分兵马牵制朝廷大军，主力却由河东路突破京西北路防线直下临安，朝廷又该如何应对？
战略被动加上战力孱弱，结果便是战术上的无能为力。
大宋君臣商量来商量去，始终无法下定增援济州的决心。
但济州北控东平府，南接单、徐两州，西连濮州与广济军，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又不能不增援。
同军若是拿下济州，则可以由京东路轻易突破东京开封府和南京应天府东面的防线。
尽管大同从北面由河北路攻入东京开封府更近一些，可毕竟还隔着一条黄河。
哪怕这条河冬日有长达数月的封冻期，实际起不到什么阻敌作用了。
但对风雨飘摇的大宋来说，重点防住一面总要好过两面都应敌——
好吧，军队打不过对方，一面应敌和两面皆敌唯一的区别就是逃跑的方向多一个。
左右皆难，教主道君皇帝思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下诏京东西路：
知袭庆府事徐处仁守御无备，坐失国土，落职，放邛州。
袭庆府其余文武着有司严厉惩处。
徐处仁乃是神宗元丰年间进士，三朝元老，资历很老。
大观年间，童贯统帅西军攻夏，应战争需要，强平陕西诸路物价。
徐处仁知永兴军，认为童贯此举会致商贾不通而使得物价反增，极力反对。
由此，其人又积累了较大的声望。
徐处仁仓惶逃到济州后，并没有被动等待朝廷的处置，也曾数次上奏，反映袭庆府的危急形势和自己的英勇应对。
可惜，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在苏知州的功劳面前，徐知府的辩解更加面目可憎。
教主道君皇帝直接下诏将徐处仁落职流放，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其人，以大宋的国情而言，这一处置可谓极其严厉。
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徐处仁坐失国土。
半年前，面对大同赤裸裸的危险，惊慌失措的赵佶抛弃朝廷逃到临安。
随后，朝廷虽然顺利迁都，但百官在东京的利益却因为教主道君皇帝不负责任的行动造成了极大损失，逐渐与天子离心。
以赵佶的政治手腕，自不会让这些臣子真翻了天。
此番对徐处仁的严厉处置，既是借机震慑心怀不轨的臣子，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抗同的态度，以期挽回人心，巩固帝位。
当然，仅有惩处震慑人心不够，还需有奖赏激励人心。
因平息动乱稳住阵线有功，教主道君皇帝诏：
知济州事苏迟加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迁济州兵马钤辖范琼为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并授予二人整顿济、单、濮州及广济军兵马的重任。
实际是朝廷不拨一兵一粮，任由苏迟以四州一军的战争潜力对抗同军。
国难当头，特事特办。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众臣也没有人眼红。
以京东西路当前的形势，这付担子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挑得起。
权势富贵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苏迟不愧为国之干城，明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也不讲任何价钱地接受了。
其人深知以数州之地对抗一国容不得半点侥幸，当即带头贡献出自己的俸禄，并下发政令，号召济、单、濮三州和广济军四地百姓捐献钱粮共赴国难。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骂声一片，苏迟却不为所动。
其人身为前线帅臣，第一位要考虑的是济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没有钱粮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气而导致济州失守，使得同军大举西进，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钱财都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身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乱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处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国派出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入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感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乱，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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