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徐泽突然造反大败朝廷军队，强行割占河北两路和东平府等地，王伦家人所在的莘县（属于大名府管辖）从此便被同舟社接管。
同舟社行事虽然异于一般的造反组织，但总体上来说极讲规矩。
莘县王氏虽然出过“全德元老”宰相王旦，但到了王伦这一代早已没落，田产不多，并没有受到同舟社的苛待。
不过，朝廷却因为王伦家人沦为敌国之人，且其人之前曾随徐泽出行辽国，疑其会有二心，不敢将他继续留在直面同舟社的范县，乃迁其人任事江西南路。
两年后，徐泽北伐灭辽，并在燕京建立大同帝国。
京东西路形势骤然紧张，被众多官员视为任官险地，一些人想尽办法调走，大宋朝廷急需通晓敌情又有胆略的俊杰守御濮州。
之前在范县尉任上有亮眼表现的王伦这才又被朝廷纳入视线，将其调回濮州知鄄城县事。
可惜，到了这个时候，徐泽大势已成，大宋朝廷都在正乾皇帝脚前匍匐，王伦这个边州附郭县的知县又能有什么作为？
经过这十几年的官场蹉跎，其人也早看清了形势，彻底没了幻想。
濮州若没有易主，他就为大宋好好治理地方。
若是同军打过来，其人就随众人投降。
王伦自认为官以来，所任皆有所成，已经对得起赵官家的恩遇了。
至于振兴家族的重任？
十几年前，曾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其人面前，可惜……
唯一令王伦难堪的，受降者会不会是当初一起行辽的商队故人？
其人显然是多虑了。
同军第五军军正牛皋倒是王伦的老熟人，但牛军正坐镇开德府管控大局，濮州这种级别的“小战”哪里用得着他亲自出面？
而接管濮州的师正解珍是登州才加入同舟社的“新人”，根本不认识他王伦。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能够决定终身的命运十字路口，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最正确”的道路，难受的是一旦选择了便没有后悔药。
济州治所巨野县，大宋知济州事兼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也在面临艰难的选择。
濮州守军对得起苏副经略使的信任，经过整顿的他们远比袭庆府的同袍们更靠谱，一直坚持到了同军入侵都没有崩溃。
甚至，还及时向济州发出了示警信息。
但未发一矢就直接投降的“战果”，还是打了苏相公一个措手不及。
而同军这次一反常态，放弃了以往经滑州南下直接攻入开封府的战略，先攻打濮州扫除外围，就使得以东线任城为重点的济州洸水防线变得很尴尬了。
苏迟不得不考虑同军跳过无险可守的郓城，由东平府和濮州水陆两进直接攻打济州治所巨野县城的可能性。
其人并没有守住济州不失的奢望，只想尽可能多拖住同军几天就行。
术业有专攻，巨野县城中兵微将寡，若遇同军突袭，十有八九会当场崩溃。
若是如此，自己又如何对得起天子的信任和重托？
战局急剧变化并没有给苏副经略使多犹豫的时间，仅仅两个时辰后，濮州雷泽县发生兵变知县弃城遁逃的消息就传到了济州。
雷泽县在濮州东南侧，同军据有雷泽后，无论是南下拿下广济军，还是东进攻打巨野县，都只是一步的事。
到了这个时候，死守洸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苏迟只能急召驻守任城的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范琼赶紧率军回防。
但济州形势大坏，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苏迟派出的信使还没有赶到任城，西北面就再次传来了急报：
郓城县土豪晁盖聚众造反，已攻入合蔡镇截断官军退路。
晁盖是郓城县坐地分赃黑白通吃的一方好汉，在整个济州黑道都小有名气。
李子义大闹京东路后，为限制反贼的活动半径，大宋朝廷逐步加强了对京东西路的治安控制，导致晁盖手中的很多“生意”无法继续。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晁盖的保护伞——郓城押司宋江也因新任知县的刻意打压，活动能力骤减。
而朝廷屡战屡败后挖空心思不断加税，即便是包税自肥的晁盖等人也面临百姓逃难收不到税的困扰。
这段时间是晁盖和宋江此生最灰暗的日子，事事不如意，过得相当憋屈，但在朝廷的严密盯防下，二人也只能做个老实“顺民”。
再后来，徐泽与朝廷公开决裂，同军一战震天下，软弱的大宋朝廷只能割地赔款以求平安，其中就包括紧挨济州的东平府。
如此一来，济州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抵御外敌的压力大过了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
守土有责的济州官府迫切需要团结境内各种力量，以防范“同贼”对济州的渗透，并在关键时刻挡住同军的进攻。
由此，勒在晁盖等人脖子上的绳子终于松去，还因为官府要求重建保甲加强巡防，让其人获得了少量的武装力量，家业再次做大。
而宋江身在县衙之中，每月都要亲手处理大量的钱财账簿数据，最是清楚大宋基层组织饮鸩止渴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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