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伟略，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徐泽不惧与守旧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玩阳的还是玩阴的，他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但其人终究只是一个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与国内守旧势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与国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风气都很重要。
大同帝国虽然处于开拓期，国内的主基调却不是战争，而是建设与发展。
原本动荡的敌国地区纳入大同治下，都能快速安定下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底层百姓很容易爆发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
大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化。
百姓始终都很朴实，明白美好生活从何处来，自己的利益又靠谁来保障后，便自发投身帝国的开拓大业中。
打败时刻不忘颠覆大同的大宋王朝，持续吸纳更多的人口，建立更大的市场，便成了大同帝国从上之下的内在需求。
客观上讲，大同帝国还有很多问题，朝野之间依然存在各种利益争斗。
境内的旧势力面对官府和共建会的强力镇压选择了屈服，但只要有机会，肯定会上窜下跳，尝试夺回他们在社会改革中失去的特权。
不过，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权独揽，国力蒸蒸日上，内部利益争斗远不足以影响建设与发展的总基调。
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塑造来说极为重要，甚至重于开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泽故意挑起讨宋之战，而是快速发展的大同需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反倒是徐泽刻意压制本国扩张的速度。
软弱无能的赵宋王朝必须灭亡，但在彻底灭亡之前，这个腐朽的王朝还要完成其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徐泽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战争，让守旧势力认清大同帝即便开疆拓土也不会与他们妥协的事实。
古往今来，唯一能接受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没有了大宋，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这些人自觉坚定对抗之心，主动出人出力维持大宋王朝的腐朽统治。
最终，要么守旧势力众志成城消灭了大同，要么随着大宋一起被消灭。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战前主动接触大同欲要投诚的试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应。
对徐泽来说，提着脑袋坚决抗同的反动派才是好反动派。
还没开打就跪地乞怜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毁掉大同事业的寄生虫。
投降可以，先纳上投名状再说！
如同当初的安阳韩氏一样，大同帝国的政策始终对事不对人。
官府不会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乱杀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老实分宗了，就宽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员。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献媚不成反为千夫所指，家门被泼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会已经向法部和监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开始的孔氏内斗又牵扯出更多历史悬案。
只待仙源县社会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会组织对孔氏进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虽崇，家族势力却远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处置。
但其人贵为赵宋王朝的太傅楚国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会带动众多赵宋官员争相效仿，却不是徐泽想看到的。
综合以上问题，徐泽确定的讨宋之战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便是暂时避开一直准备投降的开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东西路，再向西步步推进。
以此步步蚕食之态，迫使赵宋朝廷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改变。
要么变得更加反动，变本加厉地压榨底层百姓；要么学习大同帝国，向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上户开刀，以获取更多的战争潜力。
无论赵宋朝廷选择哪种形式的救亡图存，都是徐泽乐见其成的结果，都能让日后归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连犯重大战略性错误，任赵宋如何挣扎，最终都改变不了坐等灭国的命运。
不说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和军事技术上的代差，仅战术层面，同军这些年持续南征北战锻炼出的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就是赵宋王朝羡慕不来的宝贵财富。
战部在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第五两个军合力拿下京东西路。
第四军先出开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继续南下攻下兴仁府；
第五军则出沂州拿下淮阳军，再经徐州北上。
两军会师于南京应天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为坚定的济州之敌。
北线大战发起后，第五军前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易越过鄄城边境线。
率队的师正解珍敏锐意识到濮州可能不会有大战，当即派人将这一军情汇报给了在开德府靠前指挥的军正牛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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