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因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而大宋这种畸形政体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丰变法虽然失败，本就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的新旧党争却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方主政必然尽废另一方之法，并驱逐对方所有朝臣。
赵佶改元崇宁，其实就是“靖中建国”的美好设想已经破灭了，新旧党争充斥每一次朝议，换谁也受不了，只能“崇宁”。
其人逐渐意识到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凌驾于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党争，皇帝也只是超脱于外的裁决者。
但经过熙丰变法、元佑更化、绍圣绍述的连番折腾，大宋皇帝已经事实上与执政派联成了一党，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须乾坤独断，一意孤行！
当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亲自下场，必须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赵佶有谁？
其人开始频繁流露欲修熙、丰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邓洵武身为天子近臣，明白赵佶的志向，趁机进献《爱莫助之图》以献，极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摇摆于两党之间，名声早臭了，还因为党附向太后，被亲政后的赵佶贬斥过。
但道君为了自己的大志，还是决意启用其人。
先拜尚书左丞，随即又取代曾布为右仆射。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数十载，阅人无数，早练就了一双识人慧眼，自然能够分辨皇帝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
其人当即顿首谢恩，表示愿为天子尽死。
未过多久，道君便进蔡京为左仆射，开始了这对君臣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斗争。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击。
但其遭遇与数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打压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吸血虫，从他们手中夺取财源用于富国强兵，以挽救大宋不断衰败的命运。
因而受到旧党或者说利益既得群体的抵制、污蔑、弹劾再正常不过。
只不过，拗相公王安石行得正坐的直，政敌很难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而蔡京此人简直就是标准的奸臣模板，随便找找都能找出一大堆。
其人上位之后，弹劾就没中断过，承受了利益既得群体绝大部分的火力。
道君则躲在幕后，通过数次罢相，既拿捏有些飘起来的蔡京，又能保证新法在磕磕跘跘中不断推进。
赵佶登基以来，大宋王朝国土未增而赋税不断增加，这些钱财除了供其人挥霍享受外，也做了很多管长远的实事。
比如改革科举制度，继续实施王安石改革时就已经设立的三舍法，并大力推广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官办学校等。
其目的都是为了抵消大族的教育资源优势，让知识下沉，进一步大宋王朝的扩大统治根基。
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建设居养院、安济园、漏泽园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救济制度，更是开创性的善政。
君臣二人联手，不仅有富国和惠民之政，还有强兵之举。
崇宁四年，赵佶下诏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并于京畿四面置四辅郡。
以拱州（崇宁至宣和年间数次调整，最终辖襄邑、柘城两县）与颍昌府、郑州、开德府共同为东、南、西、北辅，每辅屯兵二万。
大宋执行强干弱枝的国政，设置四辅，就是加强国家防御力量。
原本禁军巡夜打更每月给钱五百，在蔡京的主持下，直接增加十倍。
这在他朝来说有些荒唐，但大宋就是这国情，丘八们就认钱，有钱就有战斗力，更多的钱就是更多的战斗力，没钱说啥都是虚的。
当然，如同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必然失败一样，道君主导的变法也必然会失败，即便其人拥有王安石一样优秀的臣子，也照样会失败。
一切都已经注定，无法更改。
只不过，在对反对派的处理上，赵佶比其父赵顼更加“坚定”，受到的反弹自然也更大。
而其人又是标准的昏君，既要富国强兵北伐燕云，又要个人享受大搞花石纲，还要装神弄鬼广建宫观，不玩脱才是见了鬼。
结果，便是祸害了整个天下。
但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赵佶仍是恐怖的可恨的，其人当皇帝，比神宗的危害还大。
以李纲为代表的众臣明知道赵桓治国的水平远不如他老子，且明确拒绝当皇帝，却仍要扶其人上位。
除了赵桓拥有合法的储君地位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人不仅“不类”道君，还喜欢与自家老子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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