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辛兴宗和李孝忠这等勤王诏下发之后就立即起兵响应者，其实只是极少数。
更多的人或者已经完成开拔，却走一程歇一阵。
甚至，有不少兵马已经走到了相距南阳府只有三四百里的地方，仍要再歇一歇，借口很正当——等待后续勤王大军，坚决不给同军逐个击破的机会；
或者，鼓励治下百姓“共赴国难”，趁机狠狠刮一层地皮之后，再以军队久不习阵难堪大用为由先抓一段时间的训练再说；
或者，干脆再狠一点，直接刮地皮刮得激起民乱，就更有理由不用派兵勤王了。
这一切乱象的背后，其实都是大宋军力不振屡屡败于同军的必然结果。
数十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禁军都打不过曾经弱小的同军，靠现在七拼八凑的勤王兵马急着赶上去，除了白白送命，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可能。
大同帝国蓄谋已久，大宋这次很有可能顶不住，搞不好就会被灭国。
既然结果已经注定，又何必做无谓地牺牲？
还不如趁着天下即将大变，保存实力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王朝鼎革之时，有粮有兵有地盘的一方诸侯就算不能争霸天下，至少也能在投靠强者时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可若是平白消耗了这些宝贵的资源，真等到天下大乱，怕是自己的小命都难保。
如此形势下，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抛开这些别怀心事光吆喝不行动的文武官员不谈，真愿意勤王的忠臣义士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不是想勤王就一定能赶到临安的。
先是募集私兵准备勤王的各地大豪，是不小的隐患。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还不是已经被朝廷通缉的李孝忠，而是曾被教主道君皇帝请到东京“论法”数年的妖人钟相。
据说，其人已经在洞庭湖周边拉起了数万人的队伍，也算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只是，这些横行一方的地方大豪虽然响应了勤王诏起兵，动机却非常可疑。
到目前为止，仅有李孝忠一人真将自己的队伍拉到了临安城下勤王，其余募集私兵者则还在“打造器械，抓紧训练”。
至于这些人训练好了，是要对抗同军，还是对抗朝廷割据一方，就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年前借隆德府之乱拥兵自重并祸乱数路的军头李成，也积极起兵勤王。
其部的驻地在南阳府东南方向的淮南东路光州，最佳勤王路线应该是顺淮水西进京西北路的信阳军，然后北上蔡州，再经唐州进入南阳府。
但李成起兵后，却出人意料地跑到了南面的黄州，要求守军放开城防让其部就地补充并休整。
理由是其部实力有限，恐途中遭同军偏师打击，需汇合其他勤王兵马方可前行。
黄州地处淮南西路西南角，与京西北路、荆湖北路相连。
其治所黄冈县位于长江北岸，与荆湖北路鄂州武昌县隔江相望，朔江而上百余里，便是江防重镇江夏县（后世的武汉）。
李成借着勤王之机冲入黄州，实际已经跳出了朝廷为其限定的困兽之地——光州。
若让其部站稳脚跟并继续南窜，进入钱粮丰足的荆湖北路，再汇合人数虽众战力却有限的钟相部乱民武装，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周边掌控在朝廷手中的路、州兵马虽众，却皆不敢乱动。
淮南两路其余勤王兵马就算绕过李成，由北线贴着同军控制区经颖水冒险北上进入京西北路，也会受阻于陈州同军王进部。
如此一来，大宋朝廷预计中的三路勤王大军还没开始便因为钟相、李成二人的可疑动向而废了两路，仅剩下了西军一路。
好在西军虽然桀骜，却与大宋朝廷深度捆绑。
没有朝廷勒紧裤腰带提供的海量钱粮，缺粮的陕西诸路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兵马，西军是不得不勤王。
实际上，早在李孝忠率军进入南阳府前，奉诏任出任京西南、北路路制置使的种师道就已经进抵京兆府召集各路兵马。
种师道乃是老于用兵的当世名将，对同军的战术有很深的研究。
其人深知同宋两军战力的巨大差距，就没有奢望正面打败同军。
种师道坚决反对必定会被同军逐个击破的添油战术，主张先集中兵力稳扎稳打，尽量利用南阳府周边复杂的地形以多打少，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再配合各路勤王兵马敌后袭扰，逼迫同军知难而退。
这套战术的先决条件是朝廷死守临安坚决抵抗敌人，且赶在同军攻入南阳前至少将五万以上的精锐勤王兵马预置到南阳府。
如此，内外呼应，方有打退同军的可能。
可惜，大宋自上至下应对战争的动员机制实在太迟钝太混乱，而大同的进军速度又太快太出人意料。
未等种师道聚齐西军勤王兵马，东京便宣告陷落，随即担负守御南阳府外围重任的梁方平、何灌也相继望风而逃，同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到了临安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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