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逃出江陵时放的那把大火非常有效，既烧掉了江北军民随行在南渡的希望，也截断了同军短期内渡江南进的可能。
没有大量的渡船可用，岳飞便是再骁勇善战，也没法将麾下大军运过长江，只能将精力放在扫除江北残宋势力上。
继荆门军唐重战死，潜江张所被俘后，复州傅亮投降同军、峡州周格弃城而逃等消息接连传到潭州。
在此期间，两淮王进部、两浙关胜部也相继出兵。
新宋这边执行防守任务的张俊、折彦质等人虽然急报不断，最终却守住了各自防线，并没有与同军发生真正的大战。
赵构、黄潜善等人分析综合以上情报后，逐渐摸清了同军本次大战的行动路线：
东线佯动，西线主攻，主要任务是清除新宋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存在。
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同海陆同出，四个军全部动员，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目标肯定不止一个江陵府这么简单。
由此，赵构将目光放到了京西路的西面——陕西诸路。
同军此战的真正目标确实是陕西。
而且，早在岳飞拿下江北之地湖前，同军就已经出兵永兴军路了。
只是因为同军已经控制江北大部，截断了宋军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线，使得传递紧急军情的信使只能绕道蜀地进入荆湖南路，耽误了太多时间。
大同对永兴军路的攻略任务由第三军和第四军共同完成。
为了防范夏人趁机摘桃子，第三军的进军方向分为两路。
一路由吴堡寨西进，攻入永兴军路最东北面的绥德军；
一路由绛州南下，攻入解州。
绥德军本是宋军对夏第一线，经过百余年时间的持续经营，防御体系非常完整，境内地形复杂，堡寨林立，易守难攻。
大同前两次讨宋之战，第四军连续佯攻过绥德军，都没能拿下其地。
而南面的解州也不好打，其地地形狭长，被河中府和陕州两大重镇夹在中间，很容易得到两地宋军的支援，硬取的代价将会非常大。
所以，第三军在此战中注定是偏师，主要任务仍是佯攻，担任主攻的还是第四军。
不过，大同灭宋之后，虽然止步于京西两路，主动休战大半年时间，却也没有放弃对永兴军路的渗透。
渗透的方法也不难，正常通商即可。
没错，就是通商。
陕西出强兵，前提是有钱有粮，还有不杀夏人就得被奴役至死的仇恨。
可是，大宋王朝被灭之后，三面受敌的永兴军路就陷入了没钱没粮，腹背还受夏人不断攻击的危险境地，所谓强军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虽然没过多久赵构便在江陵建立了新宋政权，明确表示绝不放弃陕西，还勒紧裤腰带，将蜀地的钱粮全部补贴给陕西诸路使用。
但没有京西南、北两路作为侧翼，陕西诸路根本撑不住。
这些年来，同军打到哪里，便将宽阔平整的道路修筑到哪里，并非徐泽爱折腾，而是因为交通条件直接决定战略物资投送能力。
没有京西两路的黄河、洛河、丹水等便捷且运量极大的转运通道，新宋政权对陕西的钱粮补给就只能走险要的蜀道。
就算蜀地的钱粮足以养活陕西诸路数十万脱产大军，可受限于运力见鬼的蜀道，这种所谓的全力补给，也就比画饼充饥稍微好一点。
靠蜀地更近人口也更少的秦凤路、熙河兰廓路等地还能勉强支撑，需二次转运且人口和兵力更多的永兴军路则根本指望不上蜀地钱粮。
实际上，自大宋灭亡之后，永兴军路就只能靠之前转运的存粮艰难维持，并尽量压缩军队编制员额以减少开支。
可是，再如何节省，存粮也会有吃完的一天。
若是不能解决吃饭的大问题，曾经傲世全国军队的西军将彻底成为历史。
年初，大同灭宋，离南阳府最近的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就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钱粮犒赏将士，没法率军勤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宋灭亡。
失去了朝廷的钱粮支持后，只会坐而论道的“明德相公”便彻底拿大小军头没有了办法，只能困守京兆府“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所以，当大同以援助西军“打击趁火打劫的夏人”为名派商队运来粮食时，范宣抚明知道这是个有毒的诱饵，也只能闭着眼睛吃下去。
应该说，这些钱粮非常来得及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救了范相公一命，也挽救了险些陷入分裂乱战的陕西诸路。
当然，大同帝国不是只知施舍不要回报的大善人，这些由河南府直接运至京兆府的钱粮还附带了不少苛刻条件。
并不存在真正的“援助”，表述成“交易”应该更合理一些。
而且，陕西穷鄙，双方的交易总额也很有限，莫说陕西诸路，仅仅是永兴军路想吃饱还留存粮都不可能。
靠这点粮食，可能会迷惑部分没甚见识的底层军民。
但要想以此收买西军中的大小军头，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主动投降同军，然后，重新适应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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