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军主帅李察哥利用贺兰山和黄河相夹的有利地形围住了“轻敌冒进”的同军木麻部，在战术上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惜，面对大同的国力和战力碾压，一两次成功的战术根本无法挽救战略上的被动。
此战中，夏军凭借十倍于敌的雄厚兵力，向木麻部发起了多轮猛烈攻击，却受限于两军的巨大战力差距，迟迟都没能破开同军严密的阵型。
就在李察哥见势不妙急命麾下与敌人脱离接触时，同军的援军却赶了过来。
木麻趁机展开反攻，拖住了士气已竭的夏军。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知兵善战的夏国晋王李察哥果断放弃了与敌纠缠在一起的人马，只带部分精锐立即撤退。
这个决定为夏国保住了将近两万的精锐兵马，也将为国血战的忠勇将士推入了火坑。
先被同军内外夹击，再遭主帅出卖，夏军的殿后部队很快就地崩溃了。
顺州之战，同军歼灭及俘获夏军五万余人（包含守御顺州城的征召兵卒）。
而在此之前，宋军攻入西寿保泰军司的消息也传到了兴庆府，夏人终于尝到了背信弃义趁火打劫的恶果。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李乾顺步步防守以待形势变化的幻想彻底破灭。
而顺州大败，更让夏国失去了赖以与同军周旋的野战力量。
战报传至兴庆府，夏国小朝廷乱作一团。
有主张立即遣使入同割地乞和的，有主张远走大漠避敌锋锐待同军力竭后再卷土重来的，有主张孤注一掷集中所有兵马于静州城下迎头阻击同军的……
夏国主李乾顺一生经历了很多次的大风浪，深知临大事不能摇摆的道理。
其人很快做出了誓死不降的决定，让一众观望的臣子有了主心骨，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面对强敌来袭，存续了两百余年且亡而复生的李氏政权（从公元881年李思恭任定难军节度使起，李氏政权共计两百四十七年）显然比赵宋王朝更有韧性。
李乾顺明知打不过同军也坚决不降，不仅源于党项李氏骨子里的桀骜难训，更在于“地方万里”的夏国就是一块没什么肉的硬骨头。
辽阔的疆域、稀缺的人口、落后的生产方式、野蛮的文化等等，都使得外来征服者很难在夏地建立长期稳固的统治。
大同帝国可以打败夏国，却别想轻易收服夏人。
夏国只要不放弃，就有翻盘的机会。
不过，站在敌对一方，具体指挥此战的同军统帅牛皋则有不同见解：
夏国统治者多年来穷兵黩武，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凶残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权。
其上层欠下的累累血债迟早要还，对他们来说，坚持下去也许还有活命的希望，一旦放弃，就可能遭到无情清算。
事实上，大同在新占领地区展开的社会改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于宋、辽、高丽等国的百姓，夏人的“戾气”更重，更难被“驯服”。
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就更“忠诚”，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并不限于党项族。
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效果显现也更快。
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
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
同对待辽、宋、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国百姓，无论番、汉，只要愿意放弃抵抗，大同帝国就能给其安居的机会。
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辽等国大族——分宗、迁籍。
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改信”，或者说接受“汉化”。
李乾顺亲政之后，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大力推行汉化改革。
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为大一统。
即便是小国寡民，要想长久稳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
至少，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
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不然的话，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
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并不是为了什么“汉化天下”的历史使命。
其人的做法与当初李元昊推行化汉为番没有本质区别，李元昊是为了维系党项族的统治，而徐泽也是为了彻底消化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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