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听了并没有怎么兴奋，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他有更大的计划，他想趁订单饱满的时候去南方看看，看看张宏宇说过的新式家具，让自己长长见识。如果时间允许，他还想在东湖再多开几家门市，让他们厂的家具在一年内能够供应到全省。
同强子还算顺利的开局相比，刘辉这个强子名义上的老板要悲惨的多。刘辉知道自己的采购没什么赚头了，因为纺织厂的账上没钱了。他原本合计着计划内产值的拨款可以应付工人工资等费用到4月份，可是进口设备的维修费用令他瞠目结舌。外方人员称，由于工人操作不当，导致几个关键部件损坏，更换这些部件就是这样的价格。
刘辉感觉自打把销售承包下来，他就变成了纺织厂的厂长，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操心，一点没考虑周到就可能导致产品滞销，产品滞销就可能发不出工资，发不出工资就可能导致工人闹事，再然后他就不敢想了。
一过完年，刘辉就出去联系客户了，他不敢去经济条件好的地方，他知道纺织厂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已经没有市场了，他只能往西北去，那里还有很多对于老旧纺织品的需求，这样的纺织品对技术要求不高，最起码能够让厂里开足马力生产，等工人工资有保证了，再搞新产品也来得及。
等刘辉从西北回来，纺织厂的生产顺利了一些，维修工小王回来了，很多设备开始运转了，停产车间的工人情绪好了很多。可是并不喜人的是，老旧的棉纺织品的利润并不高。4月份并没有给工人们开全工资。刘建民给工人们的解释是：盖宿舍楼的预算超支了，因为很多职工的监工影响了建筑工人的工作，导致工费超支了很多，宿舍楼到六月份就可以竣工了，请全体职工齐心合力，坚持一下，厂里以后会补齐工资和奖金的。
刘辉头疼的越来越厉害，他知道，到了下半年就要采购棉花了，现在的收入只够维持纺织厂的运转的，根本没钱付给棉农买棉花。他唯一的指望就是他父亲这段时间被工业厅调走，他也就富贵由命了，明年打死也不承包销售了。
刘辉一刻也不能休息，他要去找去年的客户要账，去年下半年大部分的销售收入都成了坏账，很多客户拒绝付款，他们说纺织厂的这些残次品他们既不能用也没法处理，他们哪怕自费负担退货的运费也要退掉这些东西。刘辉找到临省的一家服装厂时，负责人带他去看了去年纺织厂发给他们的布。刘辉看了之后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了，那些布经纬密度不够不说，掉色掉的一抹一手。有些提前打款订货的客户还在追着他要钱，他去一个这样的客户那里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情况，差点被人揍的回不了家。
刘辉感叹着，他的销售任务完不成也没什么，毕竟合同大部分对他有利，他虽然有损失，但也不伤及筋骨，只是他咽不下这口气，为什么利润最大的销售，到了他手里的时候就变的这么千疮百孔？为什么纺织厂的这帮官僚们就不知道好好管管，他们就不担心自己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么？
其实刘辉真误会很多纺织厂领导了，他们不是不管，是因为很多权力都被刘建民收走了，很多事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他们说了不算了。
同刘建民共事多年的副厂长张锦华，想给工业局领导写一些他对刘建民的意见和建议，思量再三，他没有动笔。他怕写的太深入了，领导说他危言耸听、诋毁社会主义工业事业；写的太浅显了，又引不起领导的重视；写的责任太清楚了，矛头必然直指刘建民，他怕这样写领导说他不注意团结；写的责任模糊一点，他又怕领导看不出来形势有多严峻。当他得知刘辉才是今年采购和销售的实际承包人时，他心里很高兴，因为只有当利益都捆绑到这父子俩身上时，他们才会着急去解决问题。可是到了5月份，他觉得自己有些高估这对父子了，他必须向工业局领导汇报纺织厂的情况了，再不说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工人闹事，真到了那一步，他自己也脱不了责任。
5月底，工人们没有开出工资，纺织厂有很多的夫妻双职工，还有很多父子两代都在厂里工作的职工，他们虽然有积蓄可以维持生活，但也表达了很多不满。刘建民亲自给全厂职工开了大会，号召大家一起共渡难关，但是却收效不大，他向手下的副厂长们发了通脾气，也没人回应他，他感觉人们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张锦华的信这时也到了工业局领导手里。收信领导不是武志学，而是工业局纪高官康盛年。康书记认为这件事武志学应该回避，毕竟武志学同刘建民曾是上下级关系，于是，他把这封告状信交到了市纪委。
6月1日，小朋友们的节日，刘建民也像孩子们一样开心，因为他接到了一个工业厅厅长秘书许健打给他的电话，让他做好准备，组织部门要去考察他，如果顺利的话，不久将调他去厅里任轻工处处长。他兴奋的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向前，并约好几个得力下属晚上一起庆贺一下自己即将高升。事有不巧的是，当天市纪委的调查组也到了纺织厂，住进了纺织厂招待所，调查组在进驻的当晚就分别找了纺织厂领导班子其他人谈了话，了解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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